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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大学学者：用西方的方式反驳西方 2008年04月19日 13:46环球时报【大 中 小】?【打印】面对西方世界强势的话语霸权，中国如何宣示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捍卫自己的民族权利和国家利益，对中国政府、知识界和媒体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从中西传播理念和辩论文化差异的角度出发，可以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解决方案。 西方奉行“扩张性传播” 从航海大发现以来的西方社会奉行的是一种“扩张性传播”的模式。这种“扩张性传播”有三大基本组成部分:其一是基督教宗教传播传统。传播者在宗教或某种理想（民主自由）的使命感的主导下，将受传者视为愚昧的、落后的。其二是资本主义商业广告文化。传播的目的已经不是传播思想，而只是在传播符号。大众在商业符号的狂轰滥炸下，已经无暇思索信息的真实性、客观性。其三是源于古希腊口语辩论文化，又在启蒙运动中复兴的理性思辩文化。在此基础上又衍生了法律辩论模式，其诀窍之一就是辩论中主动发起攻击，以攻为守。 对外传播，中国不必“慎言” 这三大西方传播传统都与中国传统的传播模式是相对立的。传统中国虽然是传播大国，其两千年来的核心传播理念却是“慎言”。君子有三戒:戒多言、戒快言、戒流言。这种慎言原则后被各代文人充实发展，成为中国传统士大夫社会最核心的交流传播原则。 在“慎言”这一基本原则下，中国社会还有其他一些关键的传播交流原则，如言之成理、言行一致、以诚相交、言贵择人、不求说服、和为贵等。 首先以慎言为基础的中国政府和官方传媒，很难有效应对铺天而来的国际新闻战。在国际新闻战中最关键的是第一时间的定义，因为第一时间的定义对受众有先入为主的最深刻、最难抹去的印象。“911”事件后，美国在第一时间就将其定义为“拉登为首的极端组织的恐怖袭击”。从美泰玩具事件到日本毒饺子，西方和日本媒体没有掌握全部真实资料，就第一时间定义中国玩具和食品有毒，并由此牵强地把中国产品中国制造贴上了“劣质”标签。在争夺眼球的符号大战中，“实”退让给了“快”。最值得玩味的是，这些国际知名媒体为他们对中国产品捕风捉影的不实报道，从来不会有什么职业道德的愧疚。有人说，在人命关天时，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西方新闻的守则中说得很明确:新闻真实性只是在某个时间你所能掌握的最全部和可信的信息。 “言行一致”是中国交流传播文化中另一个基本原则。在中国传统中，批评某人“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是很严厉的道德指责。而这个标准在西方文化中是不存在的。在基督教传统中，每个人都是道德罪人，只要向上帝祷告忏悔了，就会被宽恕。总统出色情丑闻，道歉一下，还可以接着当总统。把别国大使馆莫名其妙地炸了，以“错误地图”道了歉就心安理得了。以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为名入侵他国，使十几万民众死于战火，最后“通知”全世界这是源于“不实的情报”，竟然也就自己给自己过了关。最让长期受“言行一致”理念熏陶的中国人不可理解的是，这些人居然还坚持认为，自己有说教世界的“道德权威”。 中国交流文化中的另一个特点是“以诚相交”，用交流的真诚换来信任和友谊。但是，将人性、真诚、感情等感性概念和术语用在与西方主流争辩论中往往是软弱无力的，也是缺乏说服力的。象“不要做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这样的句子，在中国传播文化传统中，可能是一个强大的道德谴责。但它用于国家对西方的抗议中，就显得软弱无力，因为它不是一个强大的依据理性客观基础的批判立论，相反，它更像一个弱者对强者的请求。 要否定西方的道德权威 因此，中国要在国际舆论中有话语权，必须首先意识到其传播交流传统和辩论文化与西方的差别，学会用西方的传播方式反驳西方。 其二，中国在与西方的辩论中，最重要的是要否定其道德权威的身份。经济发展、社会富裕并没有给西方国家天然的道德审判权。在拉萨暴力事件问题上，海外留学生自制、引起轰动的两个视频之所以能够效果显著，关键就是打击了西方社会和媒体在西藏问题上的道德权威。他们第一次学会了用西方指责中国的方式来驳斥西方，针锋相对。西方的道德权威其实就是一件皇帝新衣，当它被指认后，受众才会发现他们其实是赤裸着的。 第三，解构西方的道德权威，并不是要与西方开展什么意识形态大战。中国要争取的是，在这样的主流意识形态上的平等的话语权和定义权。中国要学会用西方的流行话语符号（如民主）来反驳西方，维护自己的利益。有一位巴基斯坦学者指出，“中国制造”为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商品民主”。在没有“中国制造”的时候，只有社会的精英阶层才可以享受彩电、冰箱、空调等各种电器用品，是中国推动了世界的“商品民主”，为第三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四是要在战术上针锋相对，战略上和而不破。要学习西方法律论战和政客论战的技巧，不要或少为自己受到的指责辩解。因为当你开始辩解的时候，你首先承认了对方指责你的权力，不管你如何辩解，你都陷在别人事先设计好的话语系统和符号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