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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公共服务外包：慈善组织发展新选择 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理论和实践源于西方发达国家，是西方行政改革浪潮中的一个重要制度创新。指政府把机关的后勤性服务，行政工作相关的技术服务，为企业、市民、各类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性服务等，以政府机关或部门作为发包方，明确条件资质的准入制度，按照一定程序公开择优承包的方式，通过签订报酬与服务数量、质量、效率相挂钩且与规范考核评价结果相联系的合同办法，承包给有关市场主体（社会组织主体）的民事行为（毛光烈，2009）。作为政府与第三方（如慈善组织）的新型合作模式，政府公共服务外包在西方国家的成功实践推动了其在中国的发展，更加重要的是，西方国家慈善组织在承接公共服务包合及与政府合作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将给中国慈善组织带来新的发展理念和思路，促进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慈善组织在政府公共服务外包中的发展与实践　　慈善组织和其他非政府组织一样，作为政府公共服务提供者的第三方与政府达成契约关系，在承接政府“订单”后接受政府的监督。一般而言，由政府委任的评估机构或外部独立的评估机构作为第三方介入，按合同的要求对慈善组织的服务热情、服务绩效及服务对象的满意率等指标进行评估，经评估合格政府根据合同给付服务经费，这在西方发达国家有着较为深入、全面的开展。　　第一，西方国家慈善组织参与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历程回顾。在西方，慈善组织之所以能够以第三方的身份参与到政府公共服务外包中来，是源于公共机构在服务社会的专业化及服务能力等方面存在的自身无法克服的不足。虽然公共机构往往试图弥补能力上的差距来获得外包合同，但这受到自身能力的限制，因此有效地获取外部能力的支持成为实现公共服务目标的主要形式。基于这些方面的考虑，专业化的非政府组织在获得外包方面有着先天的条件①，因此，慈善组织才有可能参与到政府公共服务外包中来。　　早在18和19世纪时，英国就存在公共服务由私人部门签约承包的情况，涉及监狱管理、道路维护、公共税收的收缴、垃圾收集、路灯的制造和修理等在内的公共报务，慈善组织承担了诸如义工、施舍等部分服务内容。作为一种新型合作模式的开始，虽然在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上有待发展，但展现了它积极的发展势头，此后，法国、澳大利亚、美国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　　随着公共服务外包的发展，在英国及其他许多西欧国家，公共服务由政府、非营利组织、慈善组织及其他专门机构提供。在英国，慈善组织（包括志愿者组织）已成为众多社会福利服务的主要提供者，而这些福利服务以往都是由国家提供的，慈善机构的年收入平均有35－40％来自政府（主要是地方政府）。2007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共有5241家慈善组织共获得100万至1000万英磅以上的收入，而这些收入主要来自于公共服务的外包（Wallis and Dollery, 2006）。② 对英国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慈善组织而言，在承担政府资助工作及当前的工作安排中同政府维持良好的关系对于确保机构的金融生存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美国，公共服务外包是政府服务外包的主要代表形式，这成为非营利性组织（如慈善组织）收入的重要来源。③ 美国地方政府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广泛尝试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目前已发展到超越计划与市场之争，寻求公平与效率平衡的阶段，出现逆向合同承包与公私混合提供模式（句华，2008）。　　在过去的十年（1998－2008）里，服务外包已经成为意大利④ 国家卫生服务事业（Servizio Sanitario Nazionale，简称SSN，译为Italian National Health Service）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政府委托医疗机构将非临床服务及卫生保健等相关业务外包给第三方，在服务社会方面慈善组织及志愿者组织发挥了它们应有的作用。　　在新西兰，⑤ 公共服务外包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起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各种各样（第三方服务提供者）的外包全面发展起来，这种情况在1996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向更广的范围扩展。　　第二，我国慈善组织在参与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探索与实践。受建设服务型政府理念及西方国家公共服务外包的影响，我国地方政府在某些领域已经开始了公共服务外包（政府购买服务）的尝试。2000年，上海率先在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时提出并推行政府服务外包业务，卢湾区等六个区的12个街道的居家养老工作依托养老机构开展了试点工作，并取得一定的成效（许芸，2009）；　　2000年以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在和当地政府达成协议后，设立了浦东新区罗山市民会馆、淮海社区服务中心、打浦社区服务中心及广场街道再就业服务中心，这些机构对所在地社区居民的生产、生活中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在社区服务中心的综合服务、青少年英语和电脑培训、体育健身训练、老人乐园活动、为下岗人员培训和推荐再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