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职业很神圣，也很艰难：专访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斯蒂芬#8226;布雷耶.docVIP

 斯蒂芬?布雷耶（1938年5月—），1994年6月由比尔?克林顿总统提名，被任命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他先后毕业于斯坦福、牛津和哈佛大学法学院，在联邦司法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任过职，担任过“水门事件”助理特别检察官，参与起草过《联邦量刑指南》，曾是哈佛法学院、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在司法理念上，他倾向自由派，支持平权措施，赞同严格限制死刑、控制枪支等。处理具体个案时，他不纯粹以意识形态划线，格外注重案件事实之间的差异，是一位典型的“司法实用主义者”。5月22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首度访华，并接受了其新作《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中文译者、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何帆的采访。  这个职业很神圣，也很艰难 专访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何帆不带任何随从，斯蒂芬?布雷耶来中国了。5月24日下午，他出现在清华大学法学院模拟法庭，作了一场题为“美国政府体系中的最高法院”的演讲，内容主要是讨论司法独立对维系法治、推动民主的重要作用。很难想象，这位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已经七十四岁：他不时抖出有趣包袱，做出搞怪表情。谈到遵守宪法的重要性时，布雷耶变魔术似的从口袋里摸出一本袖珍本《美国宪法》，朗声读出相关条文，引得台下哄堂大笑，掌声一片。大法官在美国享有崇高的地位。目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由九位大法官（包括首席大法官）组成，他们的平均年龄为66岁。由于最高法院的主要职责是解释和适用宪法，维护美国法制统一，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护宪九尊神”。无论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种族隔离争议、本世纪初的总统大选计票纠纷，还是眼下的医保案，美国历史上的重大宪政纷争，多数都由最高法院大法官解决。入场时，听翻译介绍海报上写着“美国最高法院最有智慧的大法官”，布雷耶乐了：“Oh，I’ll be in trouble when I go back！”（哦，我回去可就有麻烦喽。）演讲开始两个小时以前，模拟法庭已座无虚席，地上也蹲满了人，主办方临时在楼下增设分会场，提供直播视频。实际上，布雷耶此次中国之行的主要目的，是以评委身份，出席5月25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际建筑学界最高奖“普利兹克奖”的颁奖典礼。这位爱好广泛的大法官，曾主持设计过波士顿联邦法院大楼。宪法解释权交给最不危险的部门何帆：首先向您表示慰问，听说您在华盛顿的住宅上周失窃，几个月前您在国外度假时还遭遇了入室持刀抢劫。说实话，您会不会因为这些经历，赞成重判那些抢劫犯？布雷耶：当然不会，这是两回事。否则的话，那些不赞成我的司法理念的人，可能会盼着我被人多抢几次。何帆：算上最近这本《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您的几本主要著作，如《规制及其改革》（Regulation and Its Reform）、《打破邪恶循环》（Breaking the Vicious Circle）、《积极自由》（Active Liberty），都已经与中国读者见面了。您是第一次来中国，不知道您是否了解中国的司法体制和现状？有没有什么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布雷耶：说实话，我不知道自己的书都已有了中译本，这实在是一件令我惊喜的消息。我经常在媒体、网络上看到关于中国司法的报道，知道你们正努力建设法治国家，推进司法改革。  我对中国的司法改革很感兴趣。在我看来，衡量法治是否完备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法院解决争议的能力是否足够强，法官的权力是否足够大，司法是否享有足够的权威。比较而言，中国的法院系统目前好像还比较弱势，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也不够高，尚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因为这次是以私人身份来华，所以没有机会拜访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我觉得非常遗憾，希望下次能去看看，与中国同行有更多的交流。何帆：联邦最高法院正在审理奥巴马总统医保改革法案的合宪性问题。不少人认为，此案的判决结果会对今年的总统大选产生很大影响。近几年来，最高法院审理过不少与政治联系紧密的案子，如2010年的“公民联盟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理查德?波斯纳法官（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布雷耶的朋友）甚至提出，最高法院就是一个“政治性法院”。您是否赞同他的说法？意识形态或党派政治对大法官的裁判确实没有影响吗？布雷耶：政治不会对最高法院产生影响。在描述一个大法官如何裁判一起疑难复杂、备受关注的大案时，“政治化”不是一个恰当的形容词，“意识形态”更不合适。法官之间的分歧，还是用方法论的差异或司法理念的不同来描述更好一些。例如，宪法、法律、国家、公民的本质是什么，每个人的认识可能都有所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会有很大差异。  另外，一位法官的个人经历和职业生涯，也对他的司法理念有很大影响，所以，意见不同是常有的事。比方说，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自由”一词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大家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