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土地流转、城市模式与农民专业.docVIP

陈平：土地流转、城市模式与农民转业　　本文发表于《人民论坛》（2011年第23期）　　[中国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城市化推进背景下，作为解决农民问题的一个途径，放开土地流转做法动机有四：扩大农民土地规模经济，提高竞争力；地权作抵押，提高农村金融融资能力；推动农村剩余劳力离开土地，加快城市化；优化资源配置，缩小城乡差距。但结构改革要深谋远虑，符合国情，注意规避风险，因地制宜。] 　　中国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靠农民；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的崛起，以及一亿多农民工的进城，都起了重要作用。然而，工业化进程使得农业地位下降，城市化进展又使农田减少。中国农民的出路何在？金融危机后，中国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增速下降，沿海制造业因地价高涨开始向内地或海外转移，进城农民没有稳定的就业，大批农民工返乡。与此同时，农村机械化使得规模经济扩大，土地集中到种田大户手中，回乡农民发现无田可种、进城无工可打、社保不足以养家。这使得城市拆迁和土地流转的矛盾大大加剧，各地区进行的土地流转和城市化改革试验的争议也日益尖锐。西方模式的工业化、城市化、社会福利体制能否解决中国农村的城市化问题，其关键在能否解决农民的稳定就业问题。 　　中国的国情远比西方发达国家复杂。中国人口总数超过欧洲、北美和大洋洲发达国家的总和，但是土地、水和矿产资源远远少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这样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成为世界强国，历史上并无先例。中国对于发展战略的争论，自鸦片战争以来就持续不断。是走全盘西化、拿来主义的道路，还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一直是百余年来中国精英分歧的焦点。 　　扩大土地流转的主要动机和政策风险 　　目前一种流行的主张，把放开土地流转，也即某种形式的土地产权私有化，作为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良方。推动土地流转的人大致有四种动机：一、扩大农村土地经营的规模经济，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二、相信西方产权学派的理论，似乎只要允许土地产权交易，把地权作为银行贷款的抵押，就可以发展农村金融的融资能力；三、推动农村剩余劳力离开土地，加快城市化；四、最终目标：优化资源配置，缩小城乡差距，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这四种动机似乎都可以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道路中寻得依据，但历史经验是否如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描述的那样简单，殊途同归？我们从各国的历史经验来观察土地私有化的利弊，发现其实施的市场风险、社会风险、和体制风险各国大不相同，结果也因时因地而异。 　　规模经济的市场风险和社会负担 　　规模经济的优势在于降低平均成本，使产品价格有比较优势。英国的圈地运动把大批失地农民赶入城市，为英国纺织业的工业革命提供廉价劳工和原料；美国建立大规模的农场，源于对美国印第安部落土地的武力剥夺。人口密集的南欧和东亚国家显然难以采用英美的农业经营方式。问题是为何诸如法国和日本的农业模式也能得以存在并发展？原因有三： 　　第一，规模经济需要大规模的资本运作，市场风险高。一旦市场价格的波动使收益低于成本，大农场破产的代价远比小农为高。相比之下，发展多种经营的范围经济，不同农产品的风险可以对冲，对抗市场价格风险的能力比规模经济为好。 　　第二，规模经济吸收的劳力远比范围经济为少，规模经济为主的国家，就业压力相对较高。如美国机械化大农场的发展把大量黑人劳工挤出农村进入城市，但这些劳工却无法满足城市对技术的需求，失业率特别高。美国纽约、芝加哥、费城、洛杉矶等大城市的内城持续出现的贫民窟迫使白领中产阶级外逃到大城市郊区和中小城市。相比之下，西欧国家城市的贫富分化没有美国严重。 　　第三，规模经济的宏观稳定性较低。规模经济加强了产业集中度，少数垄断寡头可以操纵市场价格，导致经济周期震荡幅度加大。美国大萧条时，一方面农场主把生产过剩的牛奶忍痛倒入地里，因为销售价低于成本价导致生产亏损无法持续；一方面全美几千万人却失业挨饿。原因就是盲目的规模竞争导致全国性的经济危机。大萧条时，以小农为主的法国，其萧条时间和经济下降幅度，都比大农场为主的美国为轻。 　　那么，中国是否就不要发展农业的规模经济呢？不是，要因地制宜。例如，平原地区和粮食作物可以发展规模经济，丘陵山地和经济作物适宜范围经济。同一地区内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要互补发展。如针对规模经济的市场风险，菜农可以同大城市超市建立长期的蔬菜供应合同，分担价格波动的风险和收益。这要求加强而非削弱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协调规划。 　不同金融模式及其经济社会后果 　推动土地流转的一个重要动机是为地产做抵押贷款建立法律基础。问题是贷款的目的是什么？相信市场万能的人，认为只要允许要素自由流动，社会资源会自动最佳分配。美国1980年代起推行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导致一连串金融危机，打破了市场最佳配置资源的神话，因为价格波动后面有金融投机杠杆的巨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