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使所见契丹人的生活——以行程录和使辽诗为中心》.docVIP

宋使所见契丹人的生活——以行程录和使辽诗为中心 周峰 所谓行程录，就是宋人出使辽金的文字记录，又称语录。刘浦江先生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语录也即行程录，它是每位使臣完成使命归朝后递交的出使报告；第二类是使臣向朝廷递交的专题报告；第三类是使团成员的私人记录。并由此认为赵永春先生在《奉使辽金行程录》一书中将一些出使记录列入语录不合适。之后，赵永春先生进行了辩驳，认为“宋人所称‘语录’含义比较广泛，宋人出使辽金之记录均可泛称为‘语录’”。因为“语录”这一概念不是本文主旨所在，笔者在本篇文章中无意对“语录”这一概念进行详细分析，为了行文方便，并为了与其他“语录”体文章相区分，而将此类记录统称为行程录。宋使在撰写行程录的同时，还留下了大量描写契丹风貌的使辽诗。这些文献一方面展现了宋使眼中的契丹人，另外一方面也为后人了解契丹人提供了第一手宝贵的民族志资料。 契丹人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北宋汉人的农耕生产方式迥然不同，因而也就使二者的衣食住行等生活诸方面也不相同，这是最引人注目的，因此，在宋使笔下，异族的生活方式也成了重点描述的对象。 一 由于使者职责所在，以及接触的对象限于辽臣，因而宋使的关注点多在辽朝的帝王将相，而对普通民众涉及较少。这在宋使对契丹人衣着的观察上，尤其如此。如路振于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辽圣宗统和二十六年）以贺契丹国主生辰使的身份出使辽朝，在抵达辽南京（今北京）后，他观察到，“俗皆汉服，中有胡服者，盖杂契丹、渤海妇女。”但对于契丹妇女的“胡服”并没有具体描写。而在抵达辽中京（今内蒙古宁城县）后，辽承天皇太后萧绰两次接见使团，路振对太后的服装有着详细的描绘。第一次是在文化殿正式接见，“国母约五十余，冠翠花，玉充耳，衣黄锦袍小褧袍，束以白锦带。方床累茵而坐，以锦裙环覆其足。侍立者十余人，皆胡婢，黄金为耳珰，五色彩缠发，盘以为髻，纯练彩衣，束以绣带。”对于太后的穿着，从头至足，都加以说明。第二次是在辽圣宗的生辰宴会上，“国母当阳，冠翠凤大冠，冠有绥缨，垂覆于领，凤皆浮。衣黄锦青凤袍，貂裘覆足。”路振对于太后衣着可谓观察入微，第一次太后戴翠花冠，第二次则戴翠凤大冠，并且有垂到领子的璎珞作为装饰。由于时值冬季，并且太后岁数较大，因而对于脚部的保暖十分重视，路振看到她第一次用锦裙盖着脚，第二次可能天气更冷，则用貂皮盖着脚。对于太后身边侍女服饰的描绘，可得知这些人的地位都不低，应该是陪伴太后的契丹贵妇。由于辽代皇帝也着汉服，因而路振对于辽圣宗的着装没有花费太多笔墨， 只简单地写道：“虏主年三十余，衣汉服，黄纱袍，玉带，互靴。” 北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辽圣宗开泰九年），宋绶出使辽朝，他对于契丹人的服饰也有着详细的描写。“其衣服之制，国母与蕃臣皆胡服，国主与汉官则汉服。蕃官戴毡冠。上以金华为饰，或加珠玉翠毛，盖汉、魏时辽人步摇冠之遗象。额后垂金花织成，夹带中贮发一总。服紫窄袍，加义栏，系鞢带，以黄红色绦裹革为之，用金、玉、水晶、碧石缀饰。又有纱冠，制如乌纱帽，无檐。不擫双耳。额前缀金花，上结紫带，带末缀珠。或紫皂幅巾。紫窄袍，束带。大夫或绿巾，绿花窄袍，中单多红绿色。贵者被貂裘，貂以紫黑色为贵，青色为此次。又有银鼠，尤洁白。贱者被貂毛、羊、鼠、沙狐裘。”可见，契丹人的服饰，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除了大量以动物皮革直接制作服装外，还有以毡制帽子，以皮革制作腰带等等游牧民族的传统工艺。 二 相较服饰而言，更给宋使以切身体会的是具有游牧民族特色的契丹饮食。在汉族使臣眼中，肉食、奶制品以及野味无疑是有别于宋朝的饮食习惯，这往往使其难以适应。苏辙在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辽道宗大安五年）出使辽朝，在其《奉使契丹二十八首》中的《渡桑干》一诗中就写到：“会同出入凡十日，腥膻酸薄不可食。羊修乳粥差便人，风隧沙场不宜客。”可见，在苏辙眼中，契丹腥膻特色的饮食是难以入口的，而羊修乳粥则尚可品尝。契丹人的粥类食品相对其他饮食较易为宋使所接受，因而在多位宋使笔下都有记载。如王钦臣记载道：“北人馈客以乳粥。亦北荒之珍。彼中有铁脚草，采取阴干，投之沸汤中，顷之，茎叶，舒卷如生。”王曾认为契丹人“食止糜粥粆糒”。沈括写到，契丹人“食牛羊之肉酪而衣其皮，间啖麨粥。”路振在辽南京城内曾受到驸马都尉、兰陵郡王萧宁的盛宴款待，他详细记载了宴会上的饮食。“文木器盛虏食，先荐骆糜，用杓而啖焉。熊脂、羊、豚、雉、兔之肉为濡肉，牛、鹿、雁、鹜、熊、貉为腊肉，割之令方正，杂置大盘中。二胡雏衣鲜洁衣，持帨巾，执刀匕，遍割诸肉，以啖汉使。”所谓骆糜，也就是乳粥。濡肉应为白水煮肉，腊肉则为风干肉。由此也可见契丹人肉食的多样性，举凡野生的兽类如熊、鹿、貉、兔，野生的禽类如野鸡、大雁、天鹅，人工饲喂的牛、羊、猪等等都可肉食。而进食工具也是有契丹特色的木勺和小刀。 在宋使笔下，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