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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积极的公民 　　现代社会的发展，对公民参与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要求愈来愈高，但同时，公民意识淡漠、社会责任感不足以及参与技能较低等问题又普遍存在，亟须“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什么样的公民才能既主动对个体自身的发展负责，又能具有充分责任感，能积极参与国家建设，对社会制度的运行和社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支撑和良性的促进作用呢？显然，我们需要积极的公民。 　　所谓的“积极的公民”，是指可以全面地看待自己的公民身份，认同其所在的共同体，不仅按照法律规定履行义务，而且会主动地投入到承担社会和国家各种事务的使命中，推动社会民主制度的建构与良性运行，具有强烈的公民文化自觉意识和批判性思维，富有参与精神、公共关怀和公民品德的公民。 　　近年来，针对西方社会出现个人主义的膨胀和对个人权利过度的倚重，公民出现政治冷漠感和日益薄弱的社会参与意识，西方学界兴起了对培育积极公民身份（active citizenship）、有效公民身份（effective citizenship）、参与型公民身份（engaged-citizenship）的研究，以期促进公民个体更积极有效地参与到国家和社会事务中。比如，在新加坡和日本，积极公民的发展是由培育国家归属感以及积极地贡献于社会和建设国家未来的道德义务所支撑。这意味着积极参与，意味着对发展年轻一代的爱国主义情感、道德义务感和社会凝聚力的重视。① 英国在1997年工党政府上台后颁布了《克里克报告》，把培育积极的公民视为公民教育的主要目标，其中涉及三个相关的素质维度：社会参与、政治素养、社会和道德责任。② 　　作为社会中的公民，既然每一个人都是公共利益的享受者，那么每一个公民也应该积极地奉献于社会，回馈于公共利益的建设，这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得以维持、公民个体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保证。积极的公民把积极主动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而非消极被动地适应国家政治生活的要求视为公民身份的内在价值。对他们来说，公民身份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包含着对共同体及其成员的承诺，包含着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并且包含着将个人的利益置于更广泛的公共利益之下的意愿。也就是说，他们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国民，具有爱国、忠诚和服从国家的传统品质，还要勇于、善于评论现实政治生活；不仅具有质疑权威的能力和愿望、参与公共政策相关的公共讨论的能力和愿望，而且有兴趣并有能力对其进行改造，为社会公共生活的合理运行注入更多的合理性合法性因素。 　　在政治法律层面上，我国的公民身份已经得到了明确的规定与确认，但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公民并没有在意识层面和行为层面体现其作为中国公民应有的积极作为的一面，更多的是关注自己权益的维护和实现，忽略了公民责任和义务的主动履行。尤其是年轻一代包括学生群体，往往不了解我国制度的真正建构和运行，就对制度“猛开炮”进行谴责，他们对于国家的权力从何而来，权力机关的组织和运行都是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我们的教育目标不是培养一批“愤青”，而应该是培养深深相信更好的未来、且能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有能力创造未来的积极公民新生力量。公民对其身份的意识和观念并不是生来就拥有的，也不是自发产生的，需要通过学校教育而获得。 　　学校是积极公民培育的主要场所，是个人走向社会之前集中接受社会规范的主要场所。在一定程度上，学校进行怎样的教育，未来就会有怎样的公民。倡导公民教育培养目标从“合格公民”到“积极公民”的递进，是公民对义务的被动履行到责任的主动承担的转变。积极公民可以更加全面地看待自己的公民身份，在争取保障自己权利的同时也应履行公民义务，即不仅要关心国家能够为我们做什么，更要关注我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应该怎么做。 　　当前公民教育的困境主要由应试教育造成。应试教育只要求学生被动地记忆和机械地服从，而不是引起学生严肃的自我思考，更不是引导他们做出独立的选择。积极公民培育呼吁参与式的教育理念，教育学生确立现代公民意识，发展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的公民能力。 　　这一理念来源于美国教育家杜威“做中学”的教育哲学，认为孩子通过参与地方社区的一些特殊事务，能够掌握作为一个负责任公民必备的技能和品质。根据杜威的理论，民主是一个习得的行动。要使青少年一代有效地参与到民主的进程中，就要让他们学习和掌握一定的公民知识、公民技能和公民价值，以便作为民主的公民参与社会生活。公民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只有在参与中才能获得发展。这种发展被视为“公民学习”③。在内容上，有效的公民教育要注重根据学生个体成长中的不同心理特点安排教学，引导学生自主判断选择，培养相关的认知和技能，厘清责任承担的明确准则，培育公民的社会情感和参与公共生活的能力；在方法上，要将参与式教育的理念渗入到教学中，采用探究、参与式活动方式，让学生关注公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