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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厌恶模型 与基于动机的互利模型不同，差异厌恶模型假设参与人无论对方对他是否有善意，参与人只关注结果上的公平与否，这就意味着参与人不仅需要关心自身的利益，而且还需要关注他人的收益，而且人们有减少他与别人收益差异的动机。当他领先于别人时，他会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帮助别人，而当落后于别人时，他会去损害别人。 厌恶差异模型Inequality-aversion 为了解释这类社会偏好的行为，行为经济学家提出了许多包含社会价值的模型。其中一个简单实用，较受欢迎的是费尔和施密特 (Fehr and Schmidt 1999) 的不平等厌恶模型(Inequality-aversion)。 在一个两人世界里，甲方i的效用函数不仅取决于自己的货币收入xi ，也取决于乙方j 的货币收入xj ，简单记为： Ui(x) = xi - αimax{xj - xi, 0} - βimax{xi - xj, 0}, ? i ≠ j? 其中，0≤ βi?≤?αi, βi ≤ 1 。当两人收入相等时(xi = xj )，效用函数取最大值，大小完全由自己的收入决定。当别人收入高于自己(xi? xj，称不利不平等)或低于自己(xi xj，称有利不平等)时，效用减少。效用减少的幅度取决于个人主观感受。系数?α 刻画对不利不平等(Disadvantageous inequality)的敏感度 (嫉妒心理，红眼病)， β 刻画对有利不平等(Advantageous inequality)的敏感度 (歉疚心理)。 一般来说，不利不平等导致的效用减少大于有利不平等引起的效用减少。 Exercise 如何解释“最后通牒”博弈? 比如乙方提议50元中给甲方10元，甲方同意。 问甲的α (嫉妒系数)临界点是多少? 不平等厌恶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最后通牒”博弈中，为什么甲方份额不为零时也会拒绝乙方的提议。比如乙方提议50元中给甲方10元。甲方的效用函数要么为：10-α(40-10)，要么为零。如果甲方接受交易，则说明其对不平等的敏感系数 α 小于 1/3。也就是说，任何对不平等的敏感系数大于1/3 的人都会拒绝这个交易。在实证研究中可以根据收集的数据直接检验?α 和 β 是否大于零。由于便于处理的优点，不平等厌恶模型被研究者广泛采用。例如前面提到的对15个小国和地区的实证研究项目，采用的就是费尔和施密特的模型。 Andreoni Miller(2002)的社会福利偏好理论 社会福利偏好则指人们不仅关心自身的利益，还关心社会总福利的大小，特别是社会群体中处于最弱势人群的利益，Andreoni and Miller（2002）并没有把这一思想正式化为一个模型，他们独特的贡献在于用实验充分证明了经济人具备这一社会福利偏好. Andreoni and Miller （2002）设计了一个独裁者实验，其本意在于说明人们的利他行为并不是不符合理性的。在他们的实验中独裁者对一财富代币进行不同组合的分配，分配完毕后根据不同的转换率代币可以转换为货币。，结果发现，30%的人具备平均主义倾向，即愿意增进最小支付人的利益；而20%具备功利主义倾向，即愿意扩大所有参与人的支付总和；50%则呈现出完全意义上的自私性。 Summary 社会偏好理论的发展路径显出经济学家为找到一个简约综合的效用函数在逐步做出自己的努力，这充分体现在上述的理论发展图中，Falk and Fischbacher(2006)综合了动机上的互利模型和分配结果上的差异厌恶模型 ，Charness and Rabin(2002)综合了社会福利模型和互利模型，而Kohler(2003)则弥补了最后一条链条缺陷，它结合了前面的差异厌恶和社会福利最大化两个模型，我们不妨可以预测，未来的社会偏好模型可能会进一步走向融合。 社会偏好理论的各个模型虽然表现形式多元化，但正如前面理论图表示的那样，各模型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也必然存在很多的共性。它们都与实验相对应，应实验而生，最原始的目的就是解决实验出现的与理性自利假设相左的悖论；从表面上来看，各个模型都是扩展了效用函数的具体形式，加入了各种不同的社会偏好，且均以博弈论为基本的分析工具；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偏好理论虽然放弃了自利的假设，但仍然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 公平偏好 结果1： －－83%的A给出的分配方案基本上介于50:50到63:37之间。 －－相当一部分A给出了50:50的方案,92%以上的B接受 －－如果A提出给B低于50但高于25的方案,被拒绝的概率约为50％;如果低于25,被拒绝的概率将大幅度增加 两种心理： （1）一种是“公平人”，认为大家应该机会均等，平均分才能体现公平； “纯公平人”＋“普通公平人”； （2）另一种导致公平分配的是由于“理性人”出于惩罚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