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经典作品评析2》.doc

莫言的《红高粱》 一、作品简析 (红高粱)发表于1986年，随后，莫言又写了与(红高粱)故事背景、人物等有关联的几个中篇，将它们结集为(红高粱家族)，在文坛上具有很大影响。 红高粱)表面上写的是关于抗日的故事，但作品的内在底蕴却是揭示在战争、苦难、礼教等枷锁重压下激发起的民族血性和刚勇。“红高梁”意象即是这种血性、刚勇和饱满生命力的象征。小说以生命的辉煌——高密东北乡人任情豪放的壮丽生活图景，表现了民族生命意志的强大和不可战胜。 在叙述方式上，(红高梁)也很有特色。叙述人“我”与故事人物“爷爷、奶奶”之间存在着一种奇特的分裂与张力。“我”可以在现在、过去之间穿梭往返，甚至可以预言到后来的事件。这种叙述方式有利于作家对人性及历史作面面俱到的认识与检讨，从而进一步突出作品的主题。同时，作者用感觉沟通了“红高梁”世界与现实经验的隔绝，使叙述者“我·与隔代的“爷爷、奶奶”之间从无法相交的两端走进了一个共通的世界。 二、名师导评 莫言的代表作《红高粱》的叙述循两条线索展开，主线是土匪头子我爷爷余占鳌率领的武装伏击日本汽车队，辅线是在这次战斗之前发生的余占鳌与我奶奶戴凤莲之间的爱情故事。 我奶奶戴凤莲在16岁那年，被在高密东北乡富甲一方的单廷秀看重，娶她为儿媳妇。在迎亲的路上，轿夫们按照当地风俗颠轿，颠得我奶奶不堪忍受，放声大哭。在我奶奶脚前的那个轿夫，心中生起一股怜爱之情，悄悄将她露出的脚送回轿子里。这个年轻的轿夫就是后来的我爷爷余占鳌。当迎亲的队伍行至蛤蟆坑时，遇到了劫匪。余占鳌受到我奶奶亢奋的眼光的鼓励，打死了劫匪。在我奶奶三天回门的路上，我爷爷将我奶奶夹进高粱地，我父亲就来源于那次欢爱。后来我爷爷杀死单家父子，成为我奶奶的情人，也正式当了土匪。在我奶奶家做长工的刘罗汉，被日本鬼子抓去，并遭剥皮酷刑而死。我爷爷愤而拉起队伍，答应了抗日支队冷队长的合作邀请。我爷爷领着队伍等待鬼子的到来，也在等待冷队长队伍的到来。就在我奶奶担着拤饼和茶水出现在墨水河边时，鬼子的车队来了，车上扫来的密集的子弹射倒了我奶奶。我爷爷的队伍寡不敌众，伤亡惨重。我爷爷跪在我奶奶的身边，为她合上了眼睛，这时候冷队长的队伍才来。 小说对题材的处理显示出对传统的小说叙事的叛逆。抗日战争的题材，在我国现当代小说史上比比皆是，但是，以土匪头子的抗日故事为叙事主体，并以不合道德规范的爱情故事穿插其间，这在莫言的《红高粱》之前实属罕见。在小说中，男主人公具有土匪、英雄、情种的三重身份，粗野、狂暴、激情和侠义集于其一身；女主人公戴凤莲美丽而充满活力，表现出无所拘束、自然自在的生命存在，以娇弱之躯拥抱爱与自由，崇尚力与美，承受生命的全部疼痛与欢爱。小说围绕着男女主人公展开的叙事，将人置于荒蛮而奇伟、粗砺而豪放的境地，表现出人的生命的高贵、尊严、绚烂与悲怆。一直以来这类题材上的政治意识形态居主导与统摄地位的局面被《红高粱》打破，主流政治律令、正统文化观念、传统道德伦理和中庸美学趣味等等被《红高粱》击破，而引入了一种富有生命激情和民间意识的尺度，体现着民族民间精神的两个方面，一是勇敢抗争，一是勤劳耐苦。这两个方面构成中华民族的内聚力。 应该看到，所有这些在小说中都是以追忆的姿态讲述的故事，被放在一个过去的时空里，它强烈地映照着叙述者立足的当下时空。小说中的叙述者我，除了叙述我爷爷、我奶奶敢爱敢恨、惊天动地、活力沛然的故事，也不时感慨我这一代人生机萎缩、活得局促。也许后者在莫言这里正是一种叙述的动力--对现在的生命状态的失望驱使他在过去寻找生命的辉煌。其实，像我爷爷、我奶奶那样的生命并不真实地存在，毋宁说，更真实的是寻找本身，是叙述者寻找的渴望，是在此过程中催生出的生命的理想。这就显露出叙述主体对精神匮乏和生命委顿的现实的强烈感应。在《红高粱》中可以看到一种矛盾的叙事形态，即叙述者一面以田野调查式的勤恳态度，又为中国现代小说开发了一处故乡，一面又以喧哗自嘲的笔法，暗暗摇动他据之写作的传统。有的论者指出莫言的艺术世界中，涌荡着一股生机勃勃的生命激流，蕴涵着中国农民的生命观、历史观乃至时空观，潜藏着沉淀在生命直觉之中的农民文化的许多特点。 莫言是一位敏于感觉而富于想象力的作家。他以超验的感知方式，表现了充分矛盾的内在纷扰，几乎是将一种最初状态的情绪直接地表达了出来。一方面是凄楚、苍凉、沉滞、压抑，另一方面则是欢乐、激愤、狂喜、抗争。这极像交响乐中两个相辅相成的旋律，彼此纠结着对话。前者是经验性的，后者则是超验性的，前者是感受、体验，是对外部生活的情绪性概括，后者则是向往，是追求，是灵魂永不止息的呐喊。而忧郁的主调，也正是这不胜重复的灵魂，将被压抑的生命力不断外化为生动鲜活的艺术具象之后，如释重负般的叹息。《红高粱》的叙事策略和语言方式追求着强烈的陌生化效果。首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