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梁祝故事的传承与表演研究》.docVIP

以表演理论的视角分析梁祝故事不同版本的传承与变异 摘要：文章主要是参照了表演的视角和方法，文本是如何在具体表演中得以生成与建构的在过程中，民间叙事的讲述与表演是一个充满了传承与变异、延续与创造、集体性传统与个人创造力不断互动协商的复杂动态过程。《梁山伯与祝英台》与《白蛇传》、《孟姜女》、《牛郎织女》并称中国古代四大民间传说。其中，梁祝传说是我国最具辐射力的口头传承艺术，也是唯一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的中国民间传说。据中国民俗协会有关人员介绍，全国大约有10多个地方自称“梁祝”故里,在联合申报“世遗”的几处，关于“梁祝”,也是各说各的故事。　　鄞州版本鄞州版本金代县令明朝上虞侠女结阴亲 鄞州现存梁祝合葬墓、梁祝故居。那里流传着一句老话若要夫妇同到老梁山伯庙到一到。 我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唱词就写上了上虞县，祝家庄玉水河边，有一个祝英台才貌双全上虞版本祝家村是祝英台故乡上虞还有祠堂及石碑，记录着祝氏历史。 　　越剧《梁祝》中有一段草桥结拜唱词，说的是梁山伯与女扮男装的祝英台在赴省城杭州读书途中相遇互认知己，便在草桥结拜兄弟指的便是杭州东城望江门旁的草桥亭。杭州版本相传梁祝同窗共读之地，则是西湖上的万松书院故而百姓又将此地称为梁祝书院。化蝶情节宜兴形成，为国内学术界认可。宜兴最早记述梁祝故事的是《善权寺记》，始记于齐建元二年(公元480年)称祝英台旧宅在宜兴善权寺位置，梁祝自小一起读书后又到齐鲁、东吴等地游学访友，逐渐产生感情。梁祝传说在宜兴均有记载宜兴现有祝家庄、梁家庄等地名、遗址还有观音堂、荷花池、双井、九里亭等十八相送遗址。宜兴俗定农历三月廿八为观蝶节，用梁山伯祝英台为蝴蝶命名。 　　济宁版本士大夫们为梁祝修合葬墓士大夫们被祝英台事父至孝及对梁氏矢一而终感动，为二人修合葬墓。济宁市微山县马坡乡有梁山伯祝英台墓记碑为明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重修梁祝墓、祠时所立。现曲阜孔庙还保有梁祝读书处在峄山上还有梁祝读书洞、梁祝祠等遗址。汝南版本梁祝同窗共读却未合葬梁祝墓分开而建各有坟头。　　山东诸城的梁祝传说，被列入诸城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于2007年公布诸城的《梁祝》传说据考最早始于晋代或南北朝时期，完整故事形成于唐，由艺人传唱或表演即在宋代了。在梁祝的传说中，诸城人历来都认定梁祝的故事就发生在诸城，梁山伯和祝英台就是诸城人，而且有真村名、真地点，更有真人物、真情节，较之其他地区的传说更完整，更真实。传说流传之广，影响之深，无处能比。诸城人常以本地出过这样一个故事而津津乐道。老到叟妪，小到稚童，都能知晓并讲出梁山屯的梁山伯和祝家楼的祝英台的爱情故事，并会到里丈河北去指冢为证。 文本有某些传统的特征形式、主题以及实践性。形式与文本如何被呈现有关，这使它与周遭的外围区别开来，使之具有内在的连贯性，即其诗学。虽然文本在一个文化之间共享，并跨时间而存在，但它们同时也是在不断地变化当中的，一方面语文学的基本假设是：文本是文化的关键，文本即文化。文化改变了，文本亦改变。另一方面，从文本传播的动态学来看，一个文本的两次复述不可能完全相同，这里不可避免地有一个变异的维度。在连续复述的文本间的差距，即文本间的变化，意味着文化的变化。上述三点关注了文本的连续性或者持久性(传统)与文本的变异性或创造性(变化)之间的动态的紧张，这种紧张在文本的形式的、语义的、实践性的不同层面上反映出来。表演理论是当代世界民俗学领域里最富有影响和活力的方法之一，它“并非只是又一种理论的花样翻新，它更代表了一种思维方式和研究角度的转变，它的应用所带来的是对整个民俗学研究规则的重新理解”“是一场方法论上的革命”。　在表演理论之前的民俗学中，传承性常被视为民俗的根本特性之一而得到强调，民俗事象往往被当作抽象而相对稳定的物质实体而存在，因此，“过程”而在“表演”的视角看来，是处于不断被创新和重建的动态过程之中植根于特定的情境中，其形式、意义和功能都植根于由文化所限定的场景和事件中要理解文化就要考察其文本要理解文本，就要在其给予表达的文化的关系当中理解它。”，是”一种交流的方式“： 从根本上说，表演作为一种口头语言交流模式，存在于（表演者）对观众承担有展示自己交际能力的责任。这种交际能力依赖于能够用社会认可的方式来说话的知识和能力。从表演者的角度说，表演包括表演者对观众承担有展示自己的达成交流的方式的责任，而不仅仅是展示交流的有关内容。从观众的角度来说，表演者的表述行为达成的方式、表达技巧及其表演者展示的交际能力是否有效等等，将成为品评的对象。此外，表演还标志着通过对表达行为本身内在品质的现场享受而使经验得以升华的可能性。因此，表演会引起对表述行为的特别关注和高度自觉，并允许观众对表述行为和表演者予以特别强烈的关注。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民间传说故事往往是在特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