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审美同情观影响下的中国民间美术.doc

东方审美“同情观”影响下的中国民间美术 内容摘要：东方审美“同情观”与西方审美“移情说”是相对应的，有着本质的差别，从而形成了中国艺术的重表现，西方艺术的重再现。中国审美“同情观”对中国民间艺术的思维方式、审美观念有着深深的影响，本文就从这两方面来探讨中国审美“同情观”。 关键词：“同情观” 艺术思维 审美观念 在日常生活的审美活动中和艺术创作活动中，存在着大量的主体同客体在情感上交融交感的现象。在民间美术中情感的交融色彩更为浓重，如，陕北富县年过七旬的任桂兰剪了一辈子窗花，于1975年一病不起。家人在求医无效的情况下，给老人穿好了寿衣，谁能料到老人在昏迷之中，剪下了《全家福》，这幅《全家福》作品中每一个人物造型，都是老人爱的表现，情感的流泻。这种心理现象，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就是“同情同构”、“物我同一”，就是东方审美“同情观”。“同情观”在传统诗歌和民间歌谣中也多有表现，可信手拈来如“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流泪到天明。”“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这些诗歌同民间美术的创作背景又是相通的。由原始本原哲学认识论的“万物有灵”观为基础的审美“同情观”，一直在影响着中国民间美术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观念。 一．“同情观”引发出“物我不分”的艺术思维 “物我不分”是一种原始的混沌思维，民间艺人中多数在潜意识中具有“万物有灵”的思想。记得在我小时候，我家做门窗，我看到木匠的工具很好玩，我就拿着玩，当我用墨斗里的画翅时，他很快就夺下了，说那是鲁班爷留下的“鬼见怕”不能乱动的。木工的下线，设计全靠它了，木匠认为好好对待这有灵性的物件，才能成为好木匠。其实，在铁匠、银匠、石匠那里都是有类似的“神物”，认为它们都可以通灵。这与“万物有灵“的宇宙观同样是受“同情观”的影响。在这种思维方式的作用下，所产生的是如，剪纸“扣碗花”、“鼠咬天开”等作品。而这些作品表现的正是“天地混沌如鸡子”的对宏观宇宙的认识，把难以言壮的宇宙，比喻为小小的易于感知的鸡蛋，并且有清浊之分，清者上升而为天，浊者下沉而为地。进而，用艺术形象反映人与自然、与宇宙的各种关系。正是黄宗羲所说：“盈天地间皆心也，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故穷天地万物之理，即在吾心之中。” “在世界古代各文化系统中，没有任何系统的文化，人与自然，曾发生过像中国古代样地亲和关系。”中国文化是一种亲和性文化，具有“同情观”，从人与自然、宇宙的关系来看，这种“同情观”在民间美术中体现的更加明了。作为中国文化艺术的精神哲学基础方面的庄周哲学，在人与自然、宇宙关系方面的亲和意向，以更大的渗透力进入到民间美术。“强调以佛为中心的天地人一统化的中国佛教哲学，是融入了儒、道成分而构成的。它同样表现出一种与自然亲和的意向。有所谓‘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 由于同情，思维具有了“通灵性”，连给物体命名都希望其有“神”，如同人一样，洋芋有“眼”、水壶有“嘴”、凳子有“腿”、锯子有“齿”、山有“腰”、水有“颈”、地有“脉”、天有“脸”等等，不胜枚举。反过来讲，把人也比做事物，我们叫拟人，如“眉似春山，眼似秋水，腰如束素，肤如凝脂，面若桃花，口若樱桃。”等。因为如此，才能产生人首蛇身的女娲，才能有汉画像石中的东王母、西王公的形象，也才会有神话中的各种怪异形象，如，牛头、马面等。 民间美术的各种形式，更多地是用来寄托、表达情感，以情感来驱动创造形式。这也是同情的另一中表现。如，陕西的关中地区，在布拼的“百家衣”上再绣上五毒形象，是一中母爱的体现。民间艺人做一件工艺品，他们并不是想要使其表现出什么艺术价值，而往往是一中情感的寄托、爱的表达，同情的反映，成为了审美的对象后，也就完全表现为了审美同情观。例如，外婆给外孙做虎头帽、虎头鞋，倾尽了老人对后辈的痛爱和祝福；母亲给孩子做五毒兜肚，以此来保护孩子的平安；妻子给丈夫做的荷包，姑娘给情郎做的鞋垫，一针一线都倾吐着真情。而这种真情的表达，作者总是以为“见物如见人”，看到了出自自己之手的作品，就如同见本人，在这里母爱永远陪伴着孩子，由于同情，“爱物及鸟”而“物我不分”。基于“物我不分”的“同情观”，伟大的母亲用千针万线完成了这些作品。 “物我不分”的思维方式，同时影响到民间美术的造型。这种造型观念在“同情观”的作用下。 使主、客体之间没有绝对的分界，可以自由地对人的审美感受用比兴的象征手法，在物我之间进行合目的性的、同时又是突破常规的创造。如：葫芦、莲子、石榴等自然物被作为多子多孙的比附；鱼、猫、狮子、龟、鹤、松、桃等自然物被作为重生利命的象征；喜上眉梢、马上封侯、连年有余等自然物被赋予吉祥如意的祈盼……在民间美术的造型中，现实世界的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