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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清代乾嘉之际隶书兴盛的原因 2012-07-15　 胡基魁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7期 【内容提要】清代乾嘉之际，是继东汉桓、灵之后隶书创作的又一个鼎盛时期，在书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本文就清代隶书兴盛的原因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究，将其归结为以下数端：一、金石学的发展繁荣为隶书研究和创作提供了丰富资料；二、文字学研究的不断深化将隶书纳入严谨的学术规范；三、篆刻的技法理念对隶书创作的渗透影响；四、书写幅式和工具材料的变化为隶书的创变提供了利器；五、对隶书本体的深入认知和自觉的创作意识。 【关键词】清代?隶书?书法?乾嘉之际 清代乾嘉之际，隶书告别了近千年的低迷徘徊，再一次步入鼎盛时期。众多学者型书家，以文字学和金石学研究为基础，不断加深对隶书文字和书法的认识，在创作实践方面锐意探索，开拓创新，使隶书创作呈现出风格多样、多姿多彩的繁荣景象。整体而言，此一时期的隶书用笔厚重，结体方整，风格古朴，气象正大，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以桂馥、邓石如、伊秉绶为代表的隶书家，分别在字法、笔法、章法方面树立了典范，他们的作品成为乾嘉之际隶书创作的标志性成果。 就外部条件而言，乾嘉之际隶书的兴盛，主要缘于金石学和文字学的发展。从艺术本体的角度而论，羊毫和生宣的使用，篆刻审美观念的影响渗透，以及理论上的自觉引领等诸多因素汇聚成一股合力，将乾嘉之际的隶书创作推向了高峰。由此，本文将从这五个方面试做深入考察和探析。 一 金石学的发展繁荣为隶书研究和创作提供了丰富资料 明末清初的金石学取得了相当成果，为清代中期的金石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伴随着经济的繁荣、政局的稳定以及朝廷崇古右文文化政策的实施，至乾隆中后期，金石学的发展遇到了十分有利的外部条件和环境。 从学术自身来说，清中期金石学的发展与汉学的发展兴盛密切相关。汉学的兴起，是对清初程朱理学发展偏向的一种反拨。康雍时期，理学因官方的支持，一度占据主导地位。但在学理层面一直寡于创造，逐渐丧失了进取的活力。经过一些进步思想家的批判，理学的权威已经失坠，难以维系人们的信仰。为了统治的需要，乾隆皇帝审时度势，不再奉行独尊理学的执政理念，而是将理学纳于经学之中，以使两个学派都为自己服务。于是，汉学逐渐取代理学而成为学术的主流。 汉学家致力于儒家经典的训诂与疏证，从一开始就将古代的金石碑版文字作为重要的资料来源和可信依据。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安徽学政朱筠响应清高宗征求遗书的号召，在《谨陈管见开馆校书摺子》中提出了“金石之刻，图谱之学，在所必录”［1］等建议。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清廷议覆其开馆校书事宜谓：“宋臣郑樵作《图谱》、《金石》二略，欧阳修、赵明诚则录《金石》，聂崇义则录《图谱》，并为考古依据。请兼收图谱一门，将各省所有钟铭碑刻，拓取汇选。查古今金石源流，可供考证者具在。至山林荒寂之所，必令官为拓取，恐致纷扰，毋庸渎办。”［2］同年，在朱筠等汉学家的倡议下，《四库全书》开馆纂修，于子部中专列“金石”一门。众多汉学家以及身居要职的官员参与到金石的访求和征集中来，金石学遂由民间零散的个体自发状态转变成官方积极参与组织的学术行为。 在奖掖汉学的同时，乾隆帝不断强化专制皇权和思想控制，文字狱比以往更加严酷，知识分子不得不避谈政治，埋头于故纸堆中。金石学因与政治较少瓜葛，成为学者的避难之所,一时间得到了迅猛发展，呈现出空前的盛况。 在四库馆这个汉学家的大本营中，集聚着朱文震、钱大昕、朱筠、张埙、翁方纲、陈以纲、孔广森、桂馥、陈焯、丁杰、沈心醇、蒋和、赵魏、王念孙等金石书法学者，他们时相过从讨论。其中朱文震、钱大昕、桂馥、翁方纲、蒋和、赵魏皆为隶书名手。稍后的隶书家江德量、伊秉绶也是这个圈子中的常客，就连性格豪宕、不自检束的天才诗人黄景仁也曾在此中受到熏染，写得一手精工沉稳的隶书，足见时人雅好金石、研习隶书的风气之盛。 同京都金石圈遥相呼应，在山东济宁为官的黄易联合当地的李东琪、李克正等金石学者，形成了一个以搜寻及研究古碑刻为主要目的的金石群体。经过他们的努力，济宁地区的汉碑得到了妥善的发掘和整理，并通过拓本、考释、题跋及图绘等途径传播而广为人知。差不多与此同时，陕西巡抚毕沅在孙星衍、钱坫、严长明等金石学者的协助下，编纂了《关中金石记》（1781年），并且还对西安府学内所保存的历代碑刻群进行了一次彻底全面的修缮整理。后来调任河南巡抚时，又编纂了《中州金石志》（1787年）。受毕沅的委托，阮元在担任山东学政时，集中朱文藻、何元锡、武亿、段松苓等金石学者，编成了《山左金石志》（1795年）。以这些学者型官僚为核心，金石学者组成了一个个圈子，相互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使得各地的金石资料得到了有组织的搜集整理和及时的传播交流。无论规模还是深入程度，皆非前代所能及。 “自宋以来，谈金石刻者有两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