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在“第二中间地带”的成功实践.docVIP

中国外交在“第二中间地带”的成功实践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全面倒向苏联。意大利作为“马歇尔计划”的受援国，不论在政治还是经济上都受制于美国，追随美国，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两国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但中意两国在经济上一直保持着贸易往来，1950年中意贸易额达1040万美元。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意政府追随美国对中国采取“禁运”政策，1951年中意贸易额骤降70%左右，仅320万美元。1952年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后，中意贸易又逐渐恢复。1960年，两国贸易总额达4500余万美元，为两国贸易历史上最高水平，1963年中意进出口总额仍达3800余万美元，约占意大利总贸易额的0.3%。自1950年至1963年，除1950年到1953年和1956年五年中国顺差外，其他各年中国都是逆差，最高逆差额为1959年的3200余万美元。在贸易商品种类方面，中方对意大利出口商品主要集中在丝类、蛋类和畜产品，此三项占我对意出口70%以上；进口商品则集中在化学肥料和人造丝两类，占中方自意进口的60%。（参见《中国与意大利贸易情况》（1964年7月30日），外交部档案110-01765-02，第1—2页。） 早在1955年，根据意大利方面的建议，两国官方曾就互设贸易机构问题进行过接触。1955年8月23日意大利驻联合国欧洲办事处代表在意政府授意下向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提出，建议两国互设商务处，作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第一步。1956年1月中意双方驻英商务参赞在伦敦举行了前后五次会谈，中方曾提出就签订政府贸易协定事宜进行谈判，意方以有碍于所承担的国际义务为由，只同意由意大利对外贸易协会同中国相应机构签订协定。后因受美国压力和匈牙利事件后反共浪潮的影响，意大利改变了态度，对贸易谈判和派遣贸易代表团访华事有意拖延，谈判遂中断。（参见《中国与意大利贸易情况》（1964年7月30日），外交部档案110-01765-02，第5页。） 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破裂，“一边倒”已经不能适应中国外交的实际和需要，毛泽东重提“中间地带”理论，并将其发展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作为该理论在外交领域的成功实践，1964年1月27日中法建交，不仅是“一次突发的外交核爆炸”，同时对中国与西欧未和我建交国家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意大利担心在对华关系尤其是对华经贸发展方面落后于法国，迅速着手加快调整对华政策，而加强经贸关系成为了其对华政策调整的突破口。因此，中意双方重新启动了互设贸易机构的谈判。 一、双方的试探性接触 1964年2—5月，意大利分别通过驻香港商务专员、驻阿联大使馆和驻瑞士大使馆等渠道向中方伸出“试探触角”，试探中方对互设商务机构的态度和双方进一步接触的可能性。 1964年2月5日上午，意大利驻香港商务专员圣覃尼罗（Saverio Santaniello）请华润公司向中方转告，为加强中意接触，意方建议在北京和罗马设立商务机构。对意大利方面来说，这种贸易机构可以是正式的政府机构互派商务官员，也可以是半官方的，即意大利对外贸易协会在外设立的分支机构。（参见《关于意大利政府建议在北京和罗马互设商务机构的报告》（1964年2月5日），外交部档案110-01227-01，第1页。）面对意大利的意愿，在没有搞清楚意方真实意图的情况下，中方表现得十分谨慎。在3月4日给华润公司的回电中，对外贸易部一方面要求华润公司继续同圣覃尼罗接触，了解互设商务机构究竟是意政府的打算还是圣覃尼罗个人的想法，意政府是否准备出面正式谈，是否已有具体建议准备作进一步的商谈；另一方面又强调“接触时应采取非正式探讨的方式，注意勿给对方造成我有很大兴趣的印象”（《关于意大利驻港商务专员提出中意互设商务机构问题》（1964年3月4日），外交部档案110-01227-01，第3页。）。意大利方面，由于担心与中国走得太近引起美国的不满，也逐渐放弃了与中国互设官方贸易机构的方案，而是决定采用意大利半官方贸易组织——对外贸易协会在北京设分支机构的方案。3月6日，圣覃尼罗将意大利政府的这一决定告诉前来拜访他的新华社驻香港记者潘德声，但为了引起中方的重视，圣覃尼罗对潘讲，互设商务机构是意政府的指示，并非是他个人意见。（参见《意大利商务专员再谈互设商务机构问题》（1964年3月7日），外交部档案110-01227-01，第4页。） 圣覃尼罗的表态令中方满意，在对与意大利接触的政治、经济得失进行慎重衡量后，对外贸易部主张积极回应意大利的建议。对外贸易部认为：“中意互设商务机构，从积极方面考虑是有好处的，目前我在意大利还没有任何据点，现意方既主动提出互设商务机构的建议，我们可以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名义在意设立机构，这样有利于我加强同意大利左、中、右各方面的联系，也有利于我对意大利进行调查研究、扩大贸易和搜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