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经济内生增长机制研究报告.doc

建立湖北经济内生增长机制研究 省政府研究室（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建立经济内生增长机制，是湖北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所谓内生增长，其核心思想是通过技术进步，经济能够在不增加外部要素投入的条件下实现持续增长，或者在较低要素投入增速下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速。本报告结合内生增长理论和湖北实际，研究如何建立湖北经济的内生增长机制。 一、内生增长机制的核心在于产业集群、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制度创新 人类社会出现显著的经济增长、并自觉地研究和追求经济增长是近200年才出现的事。根据美国学者麦迪逊的研究，在公元后两千年的世界经济史中，第一个千年世界人口增加了1/6，人均收入没有增加；第二个千年世界人口增加了22倍，人均收入增加了13倍。第二个千年又可分为两个阶段：1001年-1820年间，世界人口增长4倍，人均收入仅增长50%；1820年-1998年间，世界人口增长5.6倍，人均收入增长8.5倍。19世纪后世界经济的显著增长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广泛兴趣和研究。 1、内生增长理论的来源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国家的财富在于分工，而分工之所以有助于经济增长，原因在于分工导致专业化，而专业化导致工人熟练程度的增加、工作之间转换时间的节约和新机器的发明(内生技术进步)，这是人类对“技术进步”的初始描述。1912年，美国学者熊彼特第一次正式提出“创新”的概念，并指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投入到生产体系中。”这一理论的提出，对后来的众多领域技术创新的研究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理论始于2O世纪5O年代后期兴起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它以资本积累为核心，以数学模型的方式，为经济增长研究提供基本的分析框架。其基本结论是：经济增长是资本积累和劳动投入的函数；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导致资本积累动力的逐渐减弱，除非存在外生的人口增长或技术进步，经济不可能实现持续增长；政府政策只有水平效应，没有增长效应。但用新古典增长理论对欧美等国经济长期增长历史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资本积累和劳动增加只能解释长期增长的一小部分，绝大部分需要靠技术进步来解释。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索洛的增长模型已包含了技术进步因素，但是作为外生变量给定的。因此，新古典增长理论无法解释技术进步和经济长期增长的内在机制。兴盛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增长理论，又称内生增长理论，致力于将技术进步这一最重要的长期增长因素内生化，即用经济增长的内部因素解释技术进步的来源。实证研究表明，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于产业集群、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和制度创新；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而产业和劳动分工程度、技术创新投入、专业化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是决定技术进步的最主要因素，政府实施的经济政策和制度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本研究报告将产业集群、技术创新、人力资源和制度创新作为经济内生增长机制的基础。 2、建立内生增长机制对湖北经济长期增长的意义 根据美国学者波特对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经济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起飞阶段，主要靠增加土地和其他资源投入来实现增长；投资驱动阶段，主要靠大规模投资来实现经济增长；创新驱动阶段，主要靠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来实现经济增长；信息化阶段，主要特征是信息化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而在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型期间，存在一个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多个中等收入国家进入这一时期后，由于不能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高投资导致的收益递减和债务增加，诱发债务危机和通货膨胀，高投资难以为继，最后经济陷入长期停滞。至今，仅有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等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了高收入经济体行列。而这几个经济体都是依靠创新实现经济成功转型的典范。 我国及我省经济当前正处于经济发展方式由投资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型的关键时期。根据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1953-1978年间，我国经济增长完全是投资驱动型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负值；1979-2003年间，由于改革开放，经济增长的效率明显改善，但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高达60%以上，技术进步的贡献率约为30%。但2003年后随着我国进入新一轮的投资高峰期，资本投入的贡献率进一步上升，而技术进步的贡献率有所下降。然而，日本在1953-1971年间，国民收入年均增长8.81%，技术进步的贡献率达55%，而资本投入的贡献率仅为24%。欧美发达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也都显现了同样的规律，见表一。 表一：经济增长源泉的国际比较 美国 1950-1962 法国 1950-1962 西德 1950-1962 意大利 1950-1962 日本 1953-1971 国民收入增长率 2.38% 4.7% 6.72% 5.60% 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