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幻灭：中西碰撞下的晚清中国世界史叙述.docVIP

天下幻灭：中西碰撞下的晚近中国世界史叙述 [导读]中国传统王朝历来只有天下的观念，而没有世界的意识。中国人向来视中国为天下，而天下之外便是蛮夷，蛮夷理应臣服于中国。 大清朝的皇帝并非对西洋文化一无所知，康熙帝曾向西方传教士学习数学，他的儿子雍正除了“忘我”工作外，对西洋的器物文化也较为热衷，曾穿着西装、戴着假发，让画师为他画“写真”。康熙皇帝的孙子乾隆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他对钟表等西洋奢侈品十分谙熟，一眼就能看出哪些洋货是原装进口的，哪些是中国工匠的高仿品。但是，当马戛尔尼率团访华时，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却不知“英吉利”是什么国家，这构成了18世纪末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基本认知。当时中国抱有的是天下观念，认为中国之外，便是蛮夷，蛮夷当然要向天朝臣服，而天朝只需对蛮夷给予一定的赏赐即可，这其中并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平等观念。鸦片战争后，中国受到西方世界入侵，西方思潮开始涌入，在内外压力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世界历史的研究与叙述。 01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传统天下观的幻灭 天朝眼中的世界：英吉利与新疆有无陆路可通 中国传统王朝历来只有天下的观念，而没有世界的意识。中国人向来视中国为天下，而天下之外便是蛮夷，蛮夷理应臣服于中国。 秦汉至隋唐，汉文化处于上升期，受天下观的影响，中原王朝并不认可周围的少数民族，尽管少数民族政权一直挤压着中原王朝的生存空间。宋代以来，中原王朝受边疆少数民族的挤压尤为严重，但这并未降低天下观的影响，这种思想反倒越来越强烈。“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就曾撰《中国论》，强调中国在世界上的中心地位。石介认为：“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这种天下观念并非汉民族独有。那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王朝并不否认“天下”的存在，甚至为证明自己的正统性而极力证明这种观念的存在，元清两朝尤为明显。 根据葛兆光先生的研究，在明代，实实在在地存在于人们心目中的“天下”，却还是从《禹贡》那里来的“九州”，人们一想起有人居住的所有地域，最自然地浮出脑际的还是东夷、西戎、北狄、南蛮之内的“中国”。而清代知识分子眼中的世界也没超出这个范畴。这种天下观使中国人的眼界只局限于东亚的范围，东亚之外几乎就一无所知了。乾隆五十七年（1792）秋，两广总督给乾隆皇帝上了一封紧急奏折，说一个叫“英吉利”的陌生国家派人到广州送信，打算来“朝贡”天朝。乾隆阅读完极具中国特色的翻译版禀文后，龙颜大悦，但是一个问题马上困扰了皇帝和他的宠臣和珅：“英吉利”是什么国家？在哪个方向？ 大臣搬来了《大清一统志》，从头翻到尾，虽然找到了传教士提过的法兰西、意大利，但并没有找到“英吉利”三个字。这本书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由中外学者修订完成的，书中记载了当时中国人知道的所有国家。“英吉利”的缺位足见当时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多么局限和模糊。后来，在传教士的点拨下，乾隆皇帝了解到，“英吉利”是位于西方的一个长于器械制造的国家。一向喜欢钟表等西洋玩意的乾隆皇帝会心地笑了，因为“英吉利”使团的访华不仅意味着天朝又多了个偏远属国，更意味着又有很多稀奇古怪的“土特产”要进贡上国了。后来，乾隆皇帝笑纳了使团的贡品，但拒绝了通商的要求。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传统天下观幻灭 自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以后，英国与中国出现的大量的商业纠纷，比如鸦片走私问题、商业欠款问题等。所有这些问题都让清政府极为头疼。于是，英国政府于1816年向中国派出阿美士德使团，以解决商业和外交纠纷。虽然此时的清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个偏远小国的能量，但依然陶醉于“中国为天下共主”的幻觉中。正是这种幻觉让阿美士德步马戛尔尼后尘，最终无功而返。随着中英贸易摩擦越来越多，特别是鸦片走私日益猖獗，中国的开明知识分子开始努力去认识英国。当时的基督教传教士用中文出版了大量关于英国和世界的书刊，这些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认识英国与世界的重要材料来源。 从19世纪初叶到鸦片战争前的近40年间内，尽管西方和中国有多种沟通渠道，但当时的中国并没有重视世界史的研究。如果说这个阶段有研究成果，也不过是知识分子零星的小篇幅著述，如王大海的《海岛逸志》，谢清高与杨炳南的《海录》，李兆洛的《海国纪闻》，萧令裕的《英吉利记》和叶钟进的《英吉利夷情纪略》等。不过，这些著作只能算是扫盲性读物，谈不上有学术价值。这些文章对西方历史的叙述过于简略，所使用的材料更多来自传闻，根本没能勾勒出西方世界全貌。尽管如此，在当时的中国，这些著述也已经算是异端了。 马戛尔尼访华外交失败后约半个世纪，英国对华发动了鸦片战争。面对英国的坚船利炮，大清帝国丝毫没有招架之功。在尔后一系列的战争失败与割地赔款的屈辱中，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了中国以外的世界。于是李鸿章惊呼“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传统的天下观念难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