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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晚清改革的重大失误（三） [ 时间: 2011-10-19 13:20:23 人气:8 发表在: 未分类 ] 四、清廷垮台的直接原因 关于这个问题，袁伟时先生已有论述，他认为大清是让三大错误打倒的：政改当断不断，无力制止贪污以及重蹈国有经济死胡同。 这三条我认为除了第一条外（即使是这一条袁先生也似乎没有说在点子上），其他两条都未必致命。例如贪污问题，要论深度与广度，有哪个朝代赶得上今日？只要贪污不至于让百姓实在活不下去，它根本就不会引起动乱。中国人早就习惯了两千年了。论国有经济，大清也岂能与今日同年而语？“保路运动”确实是铁路国有化触发的，成了武昌“起义”先声，然而那不过是个导火线而已，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改革引起的思想混乱，人心浮动。 窃以为，导致清廷垮台的第一个重大原因，是它没有实行中央集权。如上节所述，清廷的重大失误在于，某些最重大的措施要么始终没有出台，要么出台太晚，其中最重要的乃是官制改革，亦即将原始的政府机器迅速改为西式，以胜任现代国家的管理要求，统一规划实施全国性的政治经济改革，并加强中央集权，将军权、财权、人事权迅速收归中央，确保朝廷在遇到危机时刻能倾全国之力应对，并防止地方坐大而引起国家分裂。 可惜这最重大的机构改革迟到1903年才开始，直到1906年年底才基本上搭起了现代国家的框架。它虽然以“大权统一于朝廷”为目的，可在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做到这一点，尤以军权为然。 此前朝廷把军队编练推给了地方甚至某个大员（诸如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张之洞等人），使得军队从来不是国军而具有浓厚的私人武装性质。待到陆军部成立后，这状态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不仅地方督抚仍可兼任军事统帅，而且军队的效忠对象也并非国家而是私人。这国家结构上的重大弊病，不但使得政权失去了可靠支持，而且为后来的军阀混战做足了铺垫。直到1949年，中国军队都始终保持了私人武装特色，只是淡化了而已。 如果说没有及时改造国家机器，强化中央集权还只是消极的错误，那么，成立各省谘议局（即省议会）、试行地方自治则是积极的错误。当时的人不知道宪政到底是怎么回事，以为凡实行宪政就必须实行地方自治。这结果就是在各省建立了立法机构，促进了本来就已现端倪的离心倾向。后来各省独立便利用谘议局获得“合法性”，最后它更变成了军阀割据的橡皮图章，实为千古之误。 导致清廷灭亡的第二个原因，是摄政王载沣在宣统即位后采取的“强化中央集权”措施。 满清以几万少数民族（入关时八旗兵力约15万，清末23万，满人约占1/3）统治几亿汉族，人数对比如此悬殊，一直在提心吊胆。革命党的排满宣传吓得清廷深重的不安全感发作，生怕军权落入汉人之手，皇族死无葬身之地，于是不但罢黜了袁世凯，炮制了个“皇族内阁”，而且忙着“抓军权”：由摄政王自任代理海陆军大元帅，载涛、毓朗担任训练大臣兼军谘大臣，载洵当筹办海军大臣，荫昌任陆军部尚书兼近畿陆军六镇训练大臣。 摄政王蠢到看不见，这些措施非但不能增加皇室的安全，反倒得罪了所有的人。士绅集团从来代表传统社会的民意。大多数士绅本来并未受革命党的排满宣传蛊惑，他们多是立宪派，对立宪抱有很高的期待值。皇族内阁的出台却让他们大失所望，觉得清朝没有诚意改革，还想把持政权，搞的是假立宪（这种看法在今日仍有广大市场，盖汉人不会换位思考，理解满人心思）。就连梁启超那海外孤臣都大失所望，认定立宪失去了人心，必然失败。 对老袁的罢斥更埋下了祸根。老袁本为慈禧倚为干城，乃是新政的主要设计师与工程师，于国家功勋卓著。摄政王上去后却因缺乏自信引起的恐惧，毫无理由就猜忌国家重臣，甚至一度动念杀袁，吓得袁逃到天津去，只是因为张之洞的劝告才改为勒令袁回家“养足疾”。有谁在遭到这种不公平待遇后还能心平气和？在辛亥乱起后还指望老袁出来与朝廷同舟共济，宁非痴人说梦？ 那么，摄政王安排的“将领”们在辛亥革命爆发后表现又如何？看看恭亲王溥伟记录下来的载涛（摄政王之弟）在御前会议上的发言就够了： 臣伟（溥伟）碰头奏曰： “库帑空虚，焉敢迫求？惟军饷紧要，饷足，则兵气坚，否则气馁兵溃， 贻患甚大。从前日俄之战，日本帝后解簪饰以赏军，现在人心浮动，必 须振作。既是冯国璋肯报效出力，请太后将宫中金银器皿，赏出几件， 暂充战费，虽不足数，然而军人感激，必能效死，如获一胜仗，则人心 大定。恩以御众，胜则主威。请太后圣明三思。” 善耆奏曰：“恭亲王所说甚是，求太后圣断立行。” （太后）谕：“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 亡国么？” 臣伟奏曰：“优待条件是欺人之谈，不过与迎闯贼不纳粮的话一样。彼 是欺民，此是欺君。就请用贤斩佞，激励兵心，足可转危为安。若一议 和，则兵心散乱，财用又空，奸邪得志，后事真不堪言。况大权既去， 逆臣乱民倘有篡逆之举，又有何法制之？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