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90年代文学批评一种描述.docVIP

对90年代文学批评的一种描述 对9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学批评，近几年文坛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攻讦的、维护的，低调的、高调的，悲观的、乐观的，说什么的都有。攻讦者不在少数，几乎已成为一种时尚，其主要观点有三：一曰文学批评“缺席”说，指的是文学批评衰颓了，在真正需要批评的地方，却不见批评家的参与，学院派批评家“胜利大逃亡”了（注：此种意见从90年代初起就不绝于耳，延续至今。有的甚至极而言之曰：“其实与其说是缺席，还不如说是退席来得恰当。”见李振声《近年文学批评之评议》，《文艺争鸣》1997年5期，页62。 其他参见注4、注5诸文。）；二曰文学批评的“商业化”，批评沾染了铜臭和陋习，学风、文风亟待端正（注：此种意见也时有所见，参见《文艺评论问题何在？》，《文学报·大众阅读》2000年1期。）； 三曰文学批评“走向终结”说，它“改变了传统的存在方式”而向“文化学转向”，“文学批评事实上已经被文化批评所代替”（注：持此意见者，较有代表性的，近期如刘士林《文学批评的终结》，《文论报》2000年3月15日； 王世城、姚新勇《谁来进行文学批评？——关于文学批评文化化的分析》，《文艺争鸣》2000年2期，页19—26。）。维护者大多是文学批评营垒中人，举例而言，数年前有笔者和王干在《南方文坛》撰文（注：笔者《文学批评：从80年代到90年代》，王干《保卫90年代的文学批评》，《南方文坛》1997年5期，页10—13。）， 今年有孟繁华等人在《钟山》集体对话（注：孟繁华、李洁非、徐坤、周瓒《90年代文学批评的回顾和检讨》，《钟山》2000年1期，页196—201。）。 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不同，它夹在作家和读者之间，弄得不好极易为双方所诟病，因而向来攻讦者多。这几乎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新中国成立以前少有专业批评家，真正著名的批评家大都是著名创作家或思想家、理论家，如鲁迅、茅盾、瞿秋白、周扬、冯雪峰、胡风、周作人、梁实秋、李健吾等人。建国以后，尤其是七八十年代以来，出现了数量可观的以文学批评为主业或副业的批评家，批评中所出现的问题确实不少。尤其是进入90年代，在市场化、世俗化的时潮中，整个文学滑向边缘，文学批评更在边缘的边缘，因而它面临着更大的生存困境，自然也就衍生出诸多问题。单纯的攻讦或单纯的赞美，均无济于事。笔者以下所做的，是企图从历史的发展中给90年代的文学批评勾勒出一个轮廓，并尽可能地贯彻一种反思的精神，提出一些有待继续探讨的命题。 一条不平坦的路程 新中国建立以后的文学批评， 大体经历了两个大的时期：一是从1949—1976的27年，一是从1976—1999的23年。前27年的文学批评又可以“文革”为界分为两个时段：前17年（1949—1966）为一个时段，“文革”十年（1966—1976）为另一个时段。前17年的文学批评基本上是被用作为政治服务、为贯彻宣传当时的文艺方针政策服务的，作为文学战线的“轻骑兵”和“哨兵”（周扬语），它的最突出的功能是充当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武器。在大陆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文学批评都充当了先锋的角色。当然，不是说没有局部的建设成绩，特别是在不搞政治运动的时候或者批判的风潮过去以后，批评界则比较注重于建设工作，因而整个五六十年代，理论批评工作基本上呈批判和建设相交错的局面；也不是说没有出现过有成就的、具备着建设品格和深湛学养的理论批评家，这些理论批评家为了抑制“左”的文艺思潮和倾向，做了许多筚路蓝缕的工作，功不可没。但是，就整体而言，在五六十年代，确实是没有健全的文学批评的，至少，文学批评是没有自己独立的品格的。“文革”时期的文学批评则是前17年文学批评发展的一种“极化”（注：“极化”一说见杨鼎川《1967：狂乱的文学年代》（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前言》页1—9；作者解释说，“极化”也就是“极端意识形态化”或“彻底意识形态化”。），实际上成了“大批判”的同义语，是江青一伙用来整人、打击文艺工作者的棍子，被充作“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文革”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学批评先是作为批判“四人帮”、“拨乱反正”、解放文艺生产力的“工具”（当然，这是另一种性质的工具，但依然是工具）。直到80年代，情况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时，理论批评界开始摆脱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框架，首次提出了文学批评应具有独立品格、独立地位，应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建设的意见（注：其时此类意见甚多。如朱寨在《历史转折中的文学批评》中说：“文学批评是科学，应该遵从文艺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原则。”（《文学评论》1984年第4期，页21）丹晨在《文艺理论批评甘苦谈》中说：“文艺理论批评是一门科学，是有它自己的研究对象和任务的。”（《人民日报》1985年3月18 日）白烨在《文艺批评的独立性及其他》中也提出了“文艺批评在文艺科学中的地位和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