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汉家庭论及家庭结构的动态变化——兼和杜正胜先生商榷.docVIP

从秦汉家庭论及家庭结构的动态变化——兼与杜正胜先生商榷---------------------------------------------------------------------------------------------------------------------- 编辑:王力 时间：2012年10月12日 来源：管理沟通培训 提要：商鞅的“分异令”规定成年兄弟必须分家，并非只能形成核心家庭。“五口之家”以“父母妻子”组成的简单主干家庭为其标准形态。不能把汉代家庭锁定为“核心家庭”。汉代还有相当数量的一般实行“亲死分家”的成年兄弟同居家庭。研究家庭结构应该注意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的差别，注意它的发展变化。主干家庭、核心家庭、联合家庭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按家庭结构的动态变化，可区分为“分异”型和“同居”型，历史上不同时代家庭结构呈现的不同面貌，主要是这两类动态家庭结构的消长引起的。 关键词：“五口之家”、主干家庭、核心家庭、联合家庭、动态家庭结构、“分异”型、“同居”型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家庭结构，学术界一般采用西方社会学的理论，把它区分为核心家庭、主干家庭、联合家庭等。这种分类对认识和分析历史上的家庭结构是很有用的，但它毕竟是西方学者根据现代家庭情况所作的概括，而且相当程度上是一种静态的平面式的概括。因此,在研究中应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注意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努力揭示中国历史上家庭结构的特点及其运动规律。在这方面，学术界的同仁们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我对社会史是外行。2002年参加在天津南开大学举行的家庭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时，匆匆忙忙写了一篇讨论秦汉“五口之家”的文章，以后，继续对有关问题进行思考。本文就是思考的结果，敬请批评指正。 从“分异令”和“五口之家”看秦汉的主干家庭的地位 台湾学者杜正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写了《传统家族试论》的长文，把中国历史上的家庭结构区分为秦汉的“汉型”家庭，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唐型”家庭和宋以后“汉型”与“唐型”折衷的家庭。该文搜集了丰富的基础性资料，勾画了中国历史上家庭结构演变的脉络，它的论断和资料被广为引用。开拓之功自不可没，但有些问题尚可进一步讨论。 “汉型”家庭和“唐型”家庭指的是什么呢？杜正胜先生说： 家庭结构的基本类型有两种，家口平均数上，一种五口左右，一种可以高达10口。这五口之差便显示家庭成员身份上很大的区别，表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家庭结构。本文将前者称为“汉型家庭”，后者称为“唐型家庭”。 汉代的家庭结构似多承袭秦制，虽不见得限于父子两代的核心家庭，兄弟通常是分居的，平均家庭人口数不超过五口，我们称为汉型家庭。 ……汉代家庭是以夫妻和子女所组成的核心家庭为主体，父母同居者不多，兄弟姐妹同居者更少，家口大约在四五人之间。这就是“汉型”家庭结构的特色。 “唐型”家庭的特点是尊长犹在，子孙多合籍、同居、共财，人生三代同堂是很正常的，于是共祖父的成员成为一家。否则，至少也有一个儿子的小家庭和父母同居，直系的祖孙三代（主干家庭）成为一家。《仪礼·丧服传》所讲的家庭经秦汉四百多年后，才逐渐体现，而以盛唐为典型，即我们所谓的“唐型”家庭。 在杜正胜先生看来，所谓“汉型”家庭的特征，在家庭规模上，是“五口之家”（家庭人口在5口左右或不超过5口），在家庭结构上，则是核心家庭。杜氏主要用江陵凤凰山10号墓的贷谷帐和居延戍卒的家庭资料等为证。从这两项资料看，每户平均人口的确在5口以下，家庭结构的类型的确以核心家庭为主。这似乎有根有据、无懈可击，实际上还需要推敲。问题在于：杜氏把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联合家庭割裂开来孤立地考察，片面强调汉代核心家庭的地位，视汉代的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为无关轻重；同时，对不同社会阶层家庭结构的差别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就不能不影响他对汉代家庭结构及其演变规律的全面正确的把握。 杜正胜先生之所以片面强调汉代的核心家庭而忽视主干家庭的存在，与他对商鞅“分异令”的误解有关。他在解释商鞅“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的法令时说：“儿子或兄弟成年后就必须分家，只允许未成年子女与父母同居，塑造了以核心家庭为基础的社会。” “大体上，自战国中期商鞅在秦鼓励成年男子分家（《史记本传》），家庭结构便以夫妇及其未成年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为主。”他又认为“生分”是“指父子分居、别籍、异财，儿子一旦成人皆自立门户，谁也不奉养父母”。也就是说，商鞅的“分异令”及由此形成的“生分”习俗，是不准一家内有两个已婚成年男子，包括户主和他的儿子（或父亲）。杜氏显然把“分异令”提到的“男”理解为成年男性。 在古汉语中，“男”字有多个义项，他固然可用以指称“男子”，也可用以指称“儿子”。从《史记》、《汉书》等记载看，春秋战国至秦汉，称儿子为“男”是当时的一种习惯，按儿子的大小还可分别称之为“长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