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的语境和鲁迅作为资源的意义.docVIP

变化的语境与鲁迅作为资源的意义 刚刚过去的鲁迅研究二十年可以大致分为1980和1990两个年代,这确实是值得回顾的二十年,两个年代的不同语境带给鲁迅研究的不同面貌,提供了对比与反思的可能性。1980年代,在伴随思想解放、对外开放和文化热的新启蒙语境中,鲁迅研究迎来了繁荣时期。1980年代前期,长期统治鲁迅研究的政治革命范式被打破,思想革命范式确立,还原了鲁迅作为近、现代思想启蒙者的身份和价值;1980年代中后期,鲁迅思想和精神的个性受到关注,学者们通过对其精神结构的挖掘,及其文化选择中复杂矛盾和痛苦的揭示,确立了鲁迅在中国近现代文化转型中独特的思想地位和精神价值。可以看到,1980年代的鲁迅研究经历了不同“范式”的转换,研究者本着回到并趋近“鲁迅本身”的目的,基于对鲁迅的重读及重新发现,从各自不同的“视界”,丰富了鲁迅研究的维度,而且,大多是在研究对象中发现已有范式的阐释困境,然后促成范式转换的,从而推动了鲁迅研究的阶段性深入。1990年代,历史似乎翻开了新的一页,文化热的骤然降温、市场化引起的世俗化浪潮、国学热及文化本位主义思潮出现、反思现代性进一步深入、后现代思潮涌入等等,语境的转换带来了鲁迅研究的变化,于是有学者鲁迅、存在者鲁迅、东亚的鲁迅及第三世界的鲁迅等形象的发现,尤其是在1990年代中国和东亚对现代性的反思中,鲁迅的文化选择提供了新的丰富思想资源,获得了新的意义。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整体上看,1990年代语境对鲁迅研究构成了一定的压力,我们可以不论在媒体参与下的诸多作秀式的酷评行为,但来自理论界的挑战不断出现:鲁迅国民性思想遭遇质疑和解构;随着自由主义思潮的复兴,胡适的文化选择被作为鲁迅的对立面得到强调,甚至在二者之间作出了非此即彼的价值判定;另外,1990年代文化消费方式多样化,新的“图像的一代”出现,文学被边缘化,也影响了鲁迅文学在青年人中的传播。这些,对于鲁迅研究者来说,既不能无视,更不能“你说便是你错”,需要从学理上去面对。 1990年代的语境提出了研究者反思自己的必要性,我们为什么要研究鲁迅?我认为,鲁迅与当代语境的纠缠,并非如有些论者所说,纯粹是语境的产物,因而1990年代语境变了,鲁迅也会失去价值。一方面,时代语境塑造着鲁迅,另一方面,也正说明鲁迅给时代提供着丰富的思想和精神资源,说明鲁迅作为现代精神资源的意义所在。像鲁迅那样以自身的存在与中国现代性如此深刻地纠缠到一起的人,大概不多吧。以一生的选择主动参与历史,这是鲁迅的方式,也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积极承传。与近现代中国的曲折命运相关,鲁迅的现代参与之途空前坎坷,他一生的几次绝望,都与此相关,经历了常人所难以承受的困境。对鲁迅来说,切己的是,所有现代参与的不幸,都化为他个体的、心理的精神事件,作为副产品,在这一过程中,他以文学的形式表达了堪称中国现代最深刻的生命体验,留下了中国近现代文化转型最深刻的个人心理传记,这些,都成为了伟大文学家的鲁迅的底色。 面对中国的近代危机,鲁迅以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身份发言,日本时期,在革命派和维新派激烈论战的日本,青年鲁迅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提出“立人”方案,鲁迅所揭橥的中国改革的精神的和文学的契机,在当时言论纷纭的言新主张中,形成了一个独具深度的视点,并昭示了近十年后“五四”的文化选择。在“立人”方案的三个步骤中,鲁迅所实际践履的是“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和“它的病根何在”——终其一生而未竟其业的国民性批判。无论人们怎样强调国民性话语与传教士话语之间的联系,我坚持认为,今天看来,作为“立人”第一环节的国民性批判,是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奉献给我们民族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因为国民性批判虽不是鲁迅的创举,但他以终其一生的国民性批判,最为振聋发聩地指出了,中国危机的本质是人的问题,中国的现代变革如果不建立在人的现代变革的基础之上,终将是沙土建塔!鲁迅的思想成就与文学成就,恐怕最终与此相关。鲁迅小说代表作被我们公认为《阿Q正传》,《阿Q正传》成为中国20世纪最负盛名的文学作品,如果仅从艺术方面着眼,似乎不能完满解释,对《阿Q正传》艺术难题的真正解答恐怕是:《阿Q正传》正是鲁迅国民性批判的最完整、最集中的小说形态的表达,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的素质在此得到了最完满的结合,换言之,中国近现代语境对文学的要求与鲁迅作为思想家和文学家的个人素质的完满结合,是造就鲁迅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崇高地位的一个关键因素。 在20世纪中国的现代性方案中,在“理想人性”——“国民性”的框架中展开的鲁迅的“立人”方案,也许是显得迂阔、颇为烦难的一种,也是最易招致国人抵触的一种,因而给鲁迅带来多次的绝望,也终于无法在其有限的一生中将其完成,但是,它来自人性与历史的深处,显示了鲁迅思考的深刻与彻底,也因此提供了中国现代性的一个深度取向。今天,仍在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