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模式对港有何启示.docVIP

「雙城記」新篇新加坡模式對港有何啟示 董建華年代搞「大有為」政府，結果以全面失敗告終。現在有「適度有為」一說，因為用上「適度」一詞，其語意本身永不可能錯，但若無明確內容，則此說只是空話。經濟發展模式從來都是複雜的學問，牽一髮動全身，較安全的辦法是參考其他地方的經驗。 香港的天然參考對象是新加坡，正如新加坡不斷金睛火眼地盯著香港，要在此取經。 香港、新加坡兩地近似的地方很多，大家都是數百萬人口的開放型國際大都會，自由貿易，金融中心，華洋雜處、英國前殖民地，土地面積有限，人民教育水準與收入接近，人均壽命八十一歲，總和生育率都低企等等。 新加坡雖然在經濟自由度的國際排名中不遜於香港，她所採用的政策卻的確與香港有重要的不同之處。這正好方便我們通過比較，找出新加坡的發展政策可帶來什麼後果。 新加坡經濟的表現，確有其突出之處。 2011 年新加坡的人均GDP 已上漲至50123美元，比起香港的34200 美元高出47 ％。在房屋方面，2010 年新加坡87.2％的家庭，擁有自置物業，74.4％的住戶單位更大過1100 平方呎。看到這些數字的港人能不暗自悲嘆乎？ 港星有共通之處 新加坡固有她成功的一面，但我們卻不可單憑一些表面數據便遽然下結論。例如，2011 年新加坡人的總私人消費只有其GDP的39.4％ ，與香港同年的65.15％差別巨大。換言之，新加坡要把GDP 的大比例抽走用以儲蓄及投資才支撐得住她的經濟增長，而留下來可以讓人民實際支配的消費卻不多。用絕對數字來看，2011 年新加坡人均消費是152000 港元，香港則是174000 港元，就算後者的十分一來自內地遊客的消費（實際上不會有這麼多），我們要打一個九折，港人的消費量仍稍勝新加坡。 要真正了解新加坡的發展模式，我們要替她驗身照肺。 1992 年美國一位年輕經濟學家容格（Alwyn Young）發表了一篇題為〈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A Tale of Two Cities）的學術論文，比較港星兩地的發展模式。他指出，新加坡當時所用的方法是通過其中央公積金強制地提高人民的儲蓄率，在八十年代後期，中央公積金的供款率最高曾達到僱員工資的50％（僱主僱員各供25％）。由於總儲蓄率等閒等於GDP 的一半，新加坡的資本積累極為迅速，其政府則用低息發行債券，借走這些資金，再用以補貼政府所心儀的一些工業，這便是她工業政策經費的來源。 「父愛主義」作遂 這裏有兩個問題。第一，新加坡的增長靠的是勒緊褲頭、減低消費、增加投資去體現。但資本愈來愈多後，因為報酬遞減律會發揮作用，新增資本所起的作用逐漸減弱，最後增長慢慢失去動力。第二，倘若新加坡的工業政策成功，其政府挑選出來的行業因為得到資助而長足發展，或許可以成為新的經濟火車頭，抵消了報酬遞減律的作用。 但容格通過新加坡與香港的數據作出比較後發現，不斷推動產業升級的新加坡，其全要素生產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增長卻極為緩慢，遠遜沒有搞工業政策的香港。換言之，新加坡政府以有形之手扭曲市場以圖揠苗助長加快產業升級，卻是事與願違，量度生產效率進步速度的TFP 增長率竟是不及香港。容格由是斷言，新加坡的經濟的增長前景有限，其有盡時。 容格的預測顯然並非全對。從1997 至2011 年，新加坡的人均實質GDP 仍能以平均每年3.02％的速度增長，而不是完全停頓。在一些港人印象中，新加坡增長遠勝香港，但他們可能忘記了這段時間新加坡人口增加36.6％，而且最近十年，新加坡貨幣相對於港元升值了46％，致使新加坡經濟用美元計算時看來相當亮麗。 容格文章發表後的二十年來，究竟新加坡為其原來發展模式保留了什麼，及調整了什麼策略，以致報酬遞減律的殺傷力未見強勁？ 有些策略新加坡沒有變。新加坡模式的背後思想是paternalism（內地譯作「父愛主義」，有些怪異，但可用），即政府告訴人民，其政策都是如父親對待子女般為大家好，所以不要反對。人民是否認同新加坡政府父愛洋溢，是見仁見智的事，但我們卻難以否定其政府確實十分精明，政府的政策往往是模擬自由市場而得出，其對市場發放出的訊號很多時都能快速回應。新加坡以前搞父愛主義，現在仍是。 在具體政策上，中央公積金仍在運作，僱主僱員合共的供款率現在已調整為薪金的36％ ， 2011 年國民總儲蓄率（gross national saving rate） 仍高達45.3 ％，位於世界前列。新加坡政府仍在挑選要加以資助的戰略性行業，其推動工業政策的路向未見有變。但舊中有新，有兩項政策是過去所無，至少在規模上大不一樣。 其一是投資方針大幅改變。過去新加坡所積累到的資本基本上投資在本土，但正如上文所述，一個地方的資本太多，其回報率便會因報酬遞減律而下降。新加坡為了避開這後果，頗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