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冀青博士论文芝加哥学派.docVIP

导 论 一、问题的缘起 为什么是芝加哥学派？——在我将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传播学理论谱系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后，不少传播学界的同仁关切地询问：为什么不把宝贵的精力投放在别的什么学派，比如哥伦比亚学派或是耶鲁学派，哪怕是法兰克福学派也好。 我知道，从传统传播学研究的角度，由拉扎斯菲尔德（Paul F. Lazarsfeld）和默顿（Robert K. Merton）领衔的哥伦比亚学派，由霍夫兰（Carl I. Hovland）领衔的耶鲁学派，以及由阿多诺（Theodor Adorno）、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似乎比芝加哥学派有更大的影响。 我知道，在业已定格的“经典视野”中，芝加哥学派似乎没有一个专门的传播学家，似乎在21世纪的今天，讨论芝加哥学派实在是不够前卫。 我也知道，这种关于西方传播思想史的映象恰恰投射着、承载着国内外传播学界对传播思想史根深蒂固的主流观点。 在接受了近些年的“社会学洗礼”之后，我对自己的学术道路的新起点作出选择：全面发掘、审视、推介芝加哥学派传播理论谱系，以表达对国内外传播学主流观点的扬弃，以及对传播学未来发展的思考。 中国的西方传播思想研究甚至整个传播学理论，受到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的极大影响。在《美国传播研究的开端》（《The Beginnings of Communication Study in America》）一书中，施拉姆曾经高度评价了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拉扎斯菲尔德、勒温（Kurt Lewin）和霍夫兰等四大奠基人所开创的传播研究，认为他们的研究内容和方法为后来的传播学奠定了基础。（Wilbur Schramm，1997：3）由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施拉姆的看法似乎就像是圣经一样左右着传播学界的看法，“四大奠基者”的说法开始广为流传。在美国，如黄旦描述的那样：“大众传播的四个奠基人是施拉姆所选择并树立，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此提出疑问的并不多，更没有人打算颠覆之。相反，顺其思路的倒是所在多有2004）在中国似乎更是如此，许多传播学教科书都用以下的方式来讨论传播学的缘起：“每当人们谈起与传播学产生有关的事件与人物，有人会列举电话的发明、广播的出现和电视的影响，有人会提到香农的信息论和韦弗的控制论……但是我们认为最值得评介的应是在传播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时刻’出现的四位创始人——拉斯韦尔、勒温、霍夫兰、拉扎斯菲尔德，还有传播学的完善者——施拉姆。”（邵培仁，2000：13）“传播学在美国形成的过程中，很多学者在不同的领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宣伟伯把其中4位即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莱温和霍夫兰称为传播学的奠基人。其实，在传播学形成的过程中，还有一些学者也作出了相当于或至少不亚于这4位的贡献，……但宣伟伯的这个意见对于了解传播学形成的脉络以及宣伟伯本人的偏爱都是有意义的。”（戴元光、金冠军，2000：33） 事实上，传播学的源头即使不是多元的，恐怕也不会是一元的。在四大奠基人之前从事过系统传播研究的学者甚至还远远不止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在美国本土，当时从事演讲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的学者已经为数众多，像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这样的非学院派传播研究者恐怕也不容忽略。放眼整个世界，情况更为复杂。正如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所说，在20世纪有两个时期，交流的观念曾经是思想论争的热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论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论争。“自从第一次论战开始，传播理论的一切可能的思想选项都已经清晰可见了。在哲学里，‘交流’是一个核心的观念。……在更加宽泛的社会思潮里，对许多人进行的大规模传播，无论这许多人是‘群众’、‘大众’、‘人们’还是‘公众’，都成为一个研究主题。……在世界各地，‘传播’的问题都提上了议程。”（彼得斯，2003：8-9）在此期间，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维特根斯坦（Ludwing Wittgenstein）、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杜威（John Dewey）、滕尼斯（Ferdiand Tonnies）、艾略特（T．S．Eliot）、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等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学家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交流问题进行过专门的探索。也就是说，在一战前后，传播研究已经具有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当然，在这些研究者中，最为系统的传播理论还是来自社会学芝加哥学派。 根据施拉姆的本意，选择以拉斯韦尔为首的四人充当传播学奠基人的理由如下：研究成果丰硕并推动理论发展，其中三人建立了研究和教育培训的机构，指导大批的学生，对同事产生很大的影响。（Edward Sapir）Max H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