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娟与孙道临.doc

因为爱情，沧桑也是阳光 王一徳 1962年，在周总理的关心下，王文娟与孙道临终于喜结良缘 新婚夫妻在庐山 大约20年前，夏天，上海电影界有一个入党活动，记者去采访，发现新党员名单的第一个，是孙道临，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张瑞芳。 那天道临老师也有发言，简短，但很动情，几次停顿。瑞芳老师也湿了眼眶，喃喃着：“这下好了，好了。”我问瑞芳老师怎么了，瑞芳老师说：“其实道临参加革命比我早，这么多年风风雨雨，道临不容易，王文娟不容易。” 从瑞芳老师那里，我第一次听说了道临老师的故事：还在北平崇德中学读书时，孙道临就投身一二九运动，成为地下党员。七七事变后，北平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留守北平的孙道临被捕。和他后来演的《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侠一样，虽受酷刑依然坚守了组织的秘密，也没有暴露身份。但等他被家人营救出来后，组织关系接不上了。此后他回到燕京大学哲学系，腥风血雨的日子里，他一边找组织，一边参加抗日活动，再度被捕。再后来，辗转上海，正式当了一名演员。解放后，终于打听到了当年的入党介绍人、直接领导朱迈先（朱自清长子）的下落，但朱已经冤死，他的组织关系就此成了悬案。虽然背着曾经被捕的历史遗留问题，但孙道临一直以党员的标准严以律己，只是每遇风浪，他依然是被卷入漩涡的那个，连带他的爱情。 在瑞芳老师的记忆里，起先是朋友们撮合他和王文娟在一起，后来是王文娟坚持要和他在一起，“王文娟是抗美援朝回来的新党员，孙道临爱她又怕影响她的政治前途，苦啊。”张瑞芳为此找了周总理、邓大姐，才终于有了“舒伯特与林黛玉”的姻缘。瑞芳老师说，孙道临善良敏感，王文娟开朗勇敢，“如果没有这个家，后来的文革道临怎么熬得过来？他们两个的爱情，不得了啊。” 后来，一直想哪天要请道临老师讲讲他的恋爱，可总也不敢，知道那是谦谦君子的他心里最痛也是柔软的一块。2007年，道临老师病危，记忆全失，却只认得妻子王文娟；遗体告别时，他身上盖着鲜红的党旗。 今年8月上海书展，王文娟老师的自传《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出版，其中《七条琴弦谁知音》一章，补上了当年瑞芳老师讲述的细节。关于爱情，一直在舞台上千回百转演绎爱情的她，用自己的经历告诉人们： “这一路上，我见识了许多风景，但最重要最不可替代的，永远还是那一个能够并肩同行，能够分享悲喜的人。 人与人之间长期相处，我认为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共同的价值观，什么是必须坚持的，什么是可以放弃的，什么是对彼此最重要的，这些问题上如果观点一致，即使在现实面前时常碰壁，至少还有彼此可以互相理解，互相安慰。在艺术上，我们是对话者、切磋者，遇到困难时，又是同道者、支持者，毕竟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珍贵的东西值得追逐，值得保护，比如梦想，比如原则。” 记得道临老师从影40周年时，《文汇报》牵头为他做了一次纪念活动，在他老家嘉善。春雨霏霏，他一手打伞，一手挽着文娟老师，过小桥上台阶时，我们总会听到文娟老师那一口越剧普通话：“道临，你当心，道临，你走好……” 本报记者陈晓黎 1997年，拍摄越剧电视《孟丽君》，导演孙道临在指导演员王文娟 我与道临：七条琴弦谁知音 王文娟 这种异常熟悉的感觉，莫非就是平时所唱的“眼前分明外来客，心底却似旧时友” 从学戏的那天起，我挑起了养家的担子，打定主意要先把弟妹培养成人。直到两个弟弟如愿考上了大学，我才觉得在舞台上演绎了那么多才子佳人、海誓山盟之后，也该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了。 此时，黄宗江这个“大媒”出现了，他与道临是总角之交，也是我在总政时期的同事。那是1958年春，黄宗江住的作协招待所里，玉兰大姐陪着我，黄宗英陪着孙道临，黄宗江很正式地替我们做了介绍。那天道临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列宁装，看起来书生气十足。房间很小，放了四张凳子便已转不开身，道临让我们先坐，自己则站在我身后靠窗的地方。很快三个“媒人”就聊得热火朝天，我本来就内向少言，意外的是，道临也很少插话。 从招待所出来，道临送我回家，沿着淮海路慢慢地走着，他先打破了沉默：“我看过你演的《梁祝》和《西厢记》……”。我随口问：“哦，你觉得戏怎么样？给我们提提意见。”他倒也不客气，滔滔不绝，让我有些吃惊。“其实，我第一次遇见你，还要更早，是在卡尔登……”。这下我愣住了，他笑着解释说：“那时，我演下午场话剧，你们演夜场，我在后台就看见过你。”接着，他又谈了对《追鱼》和刚上演不久的《红楼梦》的观感，我越听越觉得惊讶，没想到他竟是做足功课，有备而来，更没想到他对艺术对表演的见解，常常与我心中想的不谋而合。我停下了脚步，认真看着眼前这个不算陌生的人，突然觉得好像重新认识了他，这种异常熟悉的感觉，莫非就是平时所唱的“眼前分明外来客，心底却似旧时友”……。 道临开始给我写信，常常是我的回信还没寄出，他新的一封又到了。我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