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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赶紧读书——读《张政烺文史论集》李零2005-01-31 08:19:05 阅读 17 次原刊《书品》2005年1期　　　　　　　　　　　　　　　　　　九十二岁高龄的张先生还躺在医院里。他的文集终于出版了，我们都松了一口气，虽然仍有遗憾。下面是我的一点感想。前不久，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中华书局联合举办的《张政烺文史论集》出版座谈会，听很多前辈和师友发言，大家都说，张先生是个忠厚诚笃、襟怀坦荡、澹泊名利的人。这是普普通通的评价，也是很高很高的评价。因为在当今社会，做一个好人，非常不易，有时比做学问还难。几年前，为调查八主祠，我到过张先生的老家，山东荣城。胶东半岛，这是最东端，海天空阔，令人难忘。登临天尽头，天风扑面，让我想起林则徐的绝妙联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他是当得起这四句话的。我佩服先生的学问，更佩服先生的为人。张先生不善言辞，常让我想起司马迁讲李将军的话，“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他也是“桃李无言，下自成蹊”，立身正，自然赢得大家爱戴。高明先生说，古文字学家喜欢互相贬低，包括很多前辈，你们不要学，要说人品高尚，还是张先生。作为他的学生，我很自豪——他的为人比学问更让我自豪。先生的文集，可以折射其为人，特点是博大精深，包容极广（不像很多精神残疾人，人既苛狭，文亦猥琐）。这么多内容，当然要从多角度阅读，我还读得不够。但我觉得，文集的最后两篇，《我在史语所的十年》和《我与古文字学》，是先生的自述，可当阅读全书的提纲。先生自己说，治古文字，他主要致力于四个方面，甲骨文、西周金文、东周金文和商周数字卦（用古文字材料治《周易》）。其他方面，先生只是一笔带过。他自己没说，还有个方面，是他对竹简帛书的研究。70年代，先生在红楼参加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汉简的整理工作，四本大书出版，与有力焉。虽然那是集体工作（不署个人名），先生不愿提起，但作为古文字研究的重要侧面，我们不能忽略。中国大陆，1949年以前的古文字学家，先生是硕果仅存。读先生的文集，有一点我想强调，他这一辈子，既做历史研究，也做古文献研究，还时刻注意考古学的必威体育精装版发展，喜欢到处看文物，做调查研究，古文字研究是得益于熟读古书，历史研究是取证于考古发现，四个方面融会贯通，其实是一门学问。学者有境界高下，下者是跟着材料走，跟着学科走，上者是跟着问题走，跟着兴趣走。张先生是属于后一种。对他来说，古文字也好，古文献和考古也好，都是手段，不是目的，最终还是服务于历史研究。他是绍继罗王之学的传统，也是绍继史语所的传统。先生是一位古文字学家，但不仅是一位古文字学家，他更主要还是历史学家。我记得，刚上研究生，先生教我们读书，参考书是两本，吕思勉的《先秦史》和马骕《绎史》。吕思勉博通经史，马骕钞撮群书。我猜，他是希望我们在进入各种专题之前，先要对材料范围有个大致了解，登临绝顶，一览群山，或如王国维“三境界”说的第一界，“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他本人是于书无所不窥，掌故烂熟于胸，我们做不到。先生脾气好，随和，美国汉学家呼为“大娃娃”。但对自己信从的观点，不管别人怎么看，他绝不随波逐流，既不与人争辩，也不强加于人。比如，作为史学家，他的观点是魏晋封建论。当年，为这事，他丢过北大的教职。尚钺先生也是这种观点，同样受过委屈。尚先生去世后，他女儿找先生，先生帮她联系出版尚先生的遗著，但对往事，他却一个字都不肯说。我记得，1979至1980年前后，俞伟超先生和郑昌淦先生打算编写为魏晋封建论翻案的论集，北京的学界中坚，很多都写了文章，俞先生请先生作序，被先生谢绝，只好作罢，各自发表各自的文章。后来，我问先生，为什么他不肯出面支持俞先生，他说，这是他一生最伤心的事，他已发誓不再提起。在《我与古文字》中，他只说“依我看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魏晋以下，至今我仍坚持这一看法”。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知道，他并没有后悔。同样，我们都知道，在甲骨卜辞的分期问题上，他也一再说，他不打算放弃自己的观点。观点对错，可以不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先生的性格特点，他是柔中有刚。关于先生的贡献，我之所以要提到他的史学观点，目的并不是说，魏晋封建论是史学界最正确的观点，先生的看法就一定对。我不是这个意思。这里，我想说的只是，他的具体研究，特别是古文字研究，都是围绕着他时刻思考的史学问题。比如，大家称道的《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以及他讨论卜辞所见农事制度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当然是用古文字说话，但同时也是史学研究。其他文章，也多半如此。他很少为识字而识字。先生在《我与古文字》中讲得很清楚，不用我多说。我认为，要了解先生的想法，首先要从整体上去了解，从他的基本思路去了解。现在，史学界对古史分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