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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院案例：华为的终极逻辑艰苦奋斗 　　假如德鲁克还活着 　　1999年，彼得·德鲁克在评论互联网的繁荣时说：“获取信息的途径并不是最重要的，组织、企业和每个人如何进行调整变革以应对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才是最重要的”。 　　读到这段貌似平淡无奇的话，笔者内心掀起了强大的风暴式震撼：13年前，一位90岁的老人，竟然以先知般的睿智洞悉到了21世纪的组织、企业以及个人的困局与变局。自这番预言之后，10多年来，有多少曾经无比显赫的大企业如雪人一般地融化了。从东方到西方，从美国到欧洲、到日本、到中国，这10多年，几乎是人类商业史上最密集的企业死亡期，兼并、收购、裁员、破产成为资本界最热门的词汇；庞然大物常常在瞬间坍塌，这与历史上的普遍规律完全悖异……家业大了，总是能支撑一段时日的；互联网与全球化的最可畏惧之处：它总在颠覆规律和时空观，总是不留给人们任何的幻想。中小企业的命运则更显无常，兴之亦快，败之亦速：眼见它起高楼，眼见它宴宾客，眼见它楼塌了！但中小企业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敏锐与快速响应，也使得少数中小企业得以迅速壮大，并成长为大中型公司，这在IT等新兴行业表现得尤为明显。华为即是一例。 　　德鲁克另一段著名的观点是， “20世纪中 ‘管理’的最重要、最独特的贡献，就是在制造业里，将体力工作者的生产效率提高了50倍之多”。由此想到富士康，这个在中国内地倍受争议的加工型企业，能够在三个月、半年之内将一个个初、高中毕业的乡村青年，训练成为向全球制造和输送第一流的现代电子产品的产业大军，最多时接近百万员工。不能不承认，富士康高水准的制造业管理能力。放大点想象，这百万甚至更多的经过现代制造业、流水线训练的产业工人，对未来中国农村的经济与社会进步意味着什么？ 　　德鲁克进一步说：“21世纪，管理所能做的与此同样重要的贡献，就是必须提高知识工作者和知识工作的效率”，“提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是21世纪管理学的最大挑战”。 　　这位站在管理巅峰的大师对知识管理也不得不表现出一种无奈，德鲁克认为：“关于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在研究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方面，我们在2000年取得的进度大概只相当于一个世纪以前，即1900年我们在研究体力劳动者的生产率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理论尚且如此，遑论知识管理的实践了。 　　假如彼得·德鲁克还活着(可惜他在2005年以95岁高龄辞世)，任正非应该邀请这位“大师中的大师”考察华为。必须承认，华为在“知识工作者”的管理方面是成功的：大学本科学历以上的知识分子人群在华为15万多名员工中占据了80%以上，这个比例从创业以来一直没有多大变化。华为是如何管理“知识工作者”的呢？本书在前面10章有大量论述，不再赘言。这里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华为的核心价值观：“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长期坚持艰苦奋斗”。这些年，关于“改造”一词人们很少提了，文革及之前的反右运动提出的“改造知识分子”的口号，至今仍令一代人、两代人心有余悸。然而，单就“改造”本身的词义而言，它并非那么恐怖和严酷。“改”者，改变也；“造”者，造就也。人总是要被环境改变的，总是为了某个人生目标或某个群体目标而改变旧的自我、造就新的自我的，无论一个人怎么标榜所谓的“自由个性”、“独立自我”，其实都很难做到完全的“独立于世”。关键在于“改造”的手段与路径是否是两厢情愿的，是否与“改造者”与“被改造者”的目标诉求而言是相一致的，而非对立的，是否既有利于组织的发展又有利于个人的成长，这才是问题的根本。笔者认为，任正非一贯倡导的艰苦奋斗精神是华为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基础价值观，或者叫最原始的文化基因，但如何让10多万富于不同个性与不同人格的知识分子认可并奉行不悖，就必须“以奋斗者为本”。这是一种赤裸裸的交换原则，但这恰恰是商业的本质所在；华为所推行的“工者有其股”不是简单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大锅饭”，而是有差别的、建立在奋斗文化基因之上的、科学化的人力资源激励政策。 　　“艰苦奋斗”与“以奋斗者为本”构成了华为创立的初始逻辑。华为的20多年经历了两个世纪，在20世纪的最后12年，华为尽管面对的是“知识工作者”群体，但相对而言，他们仍是传统中国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艰苦奋斗哲学是中华民族的千年积淀，以艰苦奋斗为内核的雷锋精神曾经影响了几代人、10亿人。上世纪最后12年的华为员工无不是在这样的文明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雷锋文化是几代中国人的世俗宗教，也代表着我们民族至高的道德追求，否定雷锋精神就是在当代中国日益稀薄的道德空气中制造更多的文明溃疡。任正非当然是推崇雷锋精神的，主张奉献与牺牲精神的。然而在一个商业组织中，“不能让雷锋吃亏”则是必须的，“义利均衡”是商业的基本法则。所以， 一方面华为大肆张扬“艰苦奋斗”的旗帜，一方面大张旗鼓地坚持以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