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畜牧业改革开放三十年.doc

天津畜牧业改革开放三十年 一、改革开放前畜牧业发展情况 畜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重视畜牧业，先后制定了许多发展畜牧业的方针、政策，领导广大干部群众为发展畜牧业生产作了不懈的努力。特别是1959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阅读了新华社关于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养猪大发展的一篇通讯以后，给新华社社长写了一封信。毛主席在信中阐述了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的辩证关系，结合国际情况，在中国第一次提出了农业要实行农、林、牧三结合，走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的路线；畜牧业要抓好“十大养”（即养猪、养牛、养羊、养驴、养骡、养马、养鸡、养鸭、养鹅、养兔）全面发展；要重视种植玉米等饲料作物的生产；要加强对畜牧业的领导，要有一个班子来抓，等等。毛主席的信，内容涉及整个畜牧业，对畜牧业的外部和内在关系进行广泛的探索，从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了深刻、系统的论证，对畜牧业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1960年3月中央书记处提出“以猪为首，猪牛并重，全面地高速度发展畜牧业”的方针。我市和全国一样，畜牧业生产有了明显发展。1965年，我市生猪饲养量67.50万头、大牲畜17.06万头、羊15.53万只、奶牛5321头，比1952年（生猪饲养量23.95万头、大牲畜16.92万头、羊4.6万只、奶牛1239头）增长生猪1.8倍、大牲畜0.8%、羊2.38倍、奶牛3.29倍。 1966年，国内发生“文化大革命”运动。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畜牧管理部门的正常工作无法维持，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发展畜牧业的方针、政策、措施遭到否定和批判，畜牧业生产受挫严重。“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地方一度关闭集贸市场，限制牲畜出境，堵塞了流通渠道，畜产品收购价格基本冻结不变，抑制农民生产积极性。1973年，公社畜牧兽医站改为自负盈亏体制，实行社办公助，公社的畜牧助理员和防疫员大部分转业改行，畜牧业生产和动物疫病防治工作受到一定的影响，一些已经控制的疫病又有复发，畜禽死亡严重。 我市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时期，坚持抵制“左”的干扰破坏，经过艰苦努力，使畜牧业生产仍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1975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业的通知》，指出“积极发展集体养猪，继续鼓励社员养猪”的方针，不能改变；鼓励社员养猪的政策和奖励办法不要随意变动。中央文件精神广为宣传和贯彻执行后，我市养猪生产得到较快发展。1977年底，我市生猪年饲养量达到172.68万头，比1970年（82.84万头）增长一倍多。 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夕，我市畜牧业生产，大牲畜主要是集体所有，奶牛主要是国营农场经营，其它畜禽生产都以社员家庭经营为主。由于当时生产组织形式、流通管理制度的局限以及疫病防控能力弱等因素，畜牧业规模化程度低，畜牧业发展缓慢，畜产品供需矛盾突出。 1977年末，大牲畜存栏23.75万头，生猪存栏102.5万头，出栏70.18万头，牛出栏6.27万头，羊出栏600只，猪牛羊肉总产量为6.27万吨，禽蛋产量1.62万吨，畜牧业产值7100万元，畜牧业总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仅为17%。 二、畜牧业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成就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吹响了农村改革的号角，天津畜牧业进入了改革发展的黄金时期。 （一）畜牧业改革的历史进程 1978年以来，天津畜牧业的改革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1.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以提高畜牧业在农业中的比重为取向的改革（1978—1984）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天津农村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第一次改革：将牲畜作价归农户，实行户有户养，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新体制。通过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等责任制形式的普遍推广，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积极性空前提高。1981年，天津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大力发展畜牧业，提高畜牧业在农业中的比重”的农业发展思路，确立了“国营、集体、专业户一起上，以专业户为重点”的畜牧业发展方针。为适应和推动畜牧养殖业的发展，组建了市畜牧局，投资3500多万元建立了两个规模各为20万只的蛋鸡场，一个规模3万只的种鸡场和一个年产3万吨的配合饲料加工厂，区县建起种鸡场6个，规模为5万只种鸡。 第一次改革使农村中畜牧专业户得到了快速发展，4年间，专业户发展到11823户，蛋鸡存栏比改革前增长3倍，半机械化笼养鸡占全市平均饲养量的25%，产量增长了9倍。 2.以发展农村商品经济为核心，以“服务城市，富裕农民”为取向的改革（1985—1992） 1985年，以党的十二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标志，天津畜牧业在巩固、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开始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启动了以“调整农业结构，发展农村商品经济”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