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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清与茶陵诗派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朱丽霞) 中国古典文学史研究中，对于明代文学的发展，向来重视明中、后期波澜起伏、云蒸霞 蔚的文学景观。而对于活跃于明初、中期的许多文学现象则关注不足。即使有所关注，亦往 往限于台阁体与茶陵派。而对于茶陵派的研究，亦普遍认为，以李尔刚为代表的“茶陵诗派” 承袭了“台阁体”诗风，雍容华贵，缺少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这已成为学界共识。然而，回 归文学，细读文学文本，可以发现，事实并非全然如此。充满贵族气息固然是茶陵派的主流 风格，但作为国家大臣，他们并未藐视民瘼，关注现实仍是茶陵诗的重要主题。林家骊教授 即认为，仅仅以李东阳的个案研究代替整个茶陵诗派的成就有失偏颇，其《谢铎与茶陵诗派》 通过剖析谢铎与李东阳诗歌的不同而提出重新检讨茶陵诗派的文学史地位的新命题。而茶陵 六子之一被誉为茶陵“翘楚”∞的松江顾清(1460-1528)的诗与李东阳也多参差，他的诗处 处体现了其赤诚的国民关怀。 上海名宦陆深探讨明代诗学生态，认为明诗“莫盛于成弘之间”铆，清初诗人王渔洋也 认为“明诗莫盛于弘正”触。成化、弘治乃茶陵派主导诗坛的时期，明代诗坛到成弘时期才 真正具备时代特色，真正展示出明诗风采。而这种兴盛也决非李东阳一人所能代表。明代诗 坛从成弘开始体现出多姿多彩的趋势，而一个明显的标志是茶陵派与台阁体的分道扬镳，茶 陵派的出场使得“淳庞敦厚之气尽还，而纤丽奇怪之作无有”唧。 茶陵派主张诗歌宗法杜甫，重视古典文学传统之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虽然李东 阳是开派领先者，但顾清对文学道德价值的体认却在东阳之上。 文以载道，是顾清诗文持之以恒的思想，其《道德文章不可出于二论》： 愚读书观三代之盛与汉唐而下之人才，未尝不感世道之变也。何也?三代而上，道 德之与文章出于一，而汉唐而下者出于二也。……何谓道德?人之所共由，我之所心得． 若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伦是也。何谓文章?得之于吾心，宣之于吾口，书之竹帛以 垂示于无穷。。 写文章明显的功利动机是不仅在作者当世宣扬道德伦理，而且力求使得这种道德目的在后世 永远发挥教育的功能——“垂示于无穷”。可以看出，顾清以儒者的理性视野审视文章的创 作功能。他将文章界定为宣扬儒家道德理想，与修辞润饰毫不无关。中国传统文学的主流即 强调文学的政治色彩和道德伦理，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片j价值与教化，孔子“事父、事君”之 诗论及“正得失”、“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诗歌要求奠定了中国文 学史的绝对主流观点。同时也成为历代统治者对文学的普遍要求。唐代，韩、柳倡导古文运 动，首倡“文者以明道”@，认为文章目的在于“扶树教道”④，把文章视为道统教化的载体。 元白诗派主张在新乐府诗中倡扬美刺，义将诗之教化原则更为具体化，“文章合为时而著， ①《叫库伞书总日提要东江家藏集》。 圆陆深《俨山集》卷阴’}’《北潭稿序》 @，l：渔洋《带绛鲞诗话》 @陆深《俨山集》卷pq十《北潭稿序》 @《东江家藏稿》卷二二十二。 @《柳宗兀集》卷三十四《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口《韩吕黎义集校注》第二卷《J：兵部李侍郎书》 歌诗合为事而作”∞。宋代欧阳修倡导诗文革新，“要求诗歌具有政治性”学，唐宋古文遂取 得正统地位，成为统治者治理国家、教化人民的有力工具。明初，台阁大臣的诗文遵循了传 统的政教诗文观。但多美而不刺，他们以诗歌“佐圣朝之至治，以鸣国家之盛”四，对朝政 的颂扬淹没了本应有的教化。显然，这违背了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主流文章观。到李东阳主柄 文坛，开始冲击台阁诗的空虚，进行新的尝试与探索。作为茶陵中坚、台阁大臣的顾清，即 使不认同前期台阁和李东阳的诗教观，而其本人的政治身份也使他将文学的教化作为创作的 终极，而不能逍遥于政治色彩之外。他的文章无疑也是台I’矧大臣的标准写作，拥有许多朝廷 大臣的话语标记：措词温和舆雅、从容严肃，有意忽略文辞的优美，弥漫着道德说教者的气 质，在书页中散发着令人难以卒读的圣人教诲。他认为真正的文章必“书之竹帛以垂示于无 穷”，起到“有功于世道”的作用。如果“文章而不本于道德，是剪采以为花，形色虽似而 精神生意索然”。而在前代的经典中，韩、欧即是足以仿效的典范。(-g-亥感兴》：“班马雄两 汉，韩柳后驰驱。斯文虽未丧，元气久已殊。”欧阳修力挽狂澜，接续韩柳道统，重新确立 圣贤文章的经典地位的同时，欧文也成为后世学习的最佳典范。 尊欧是明前期古文的主流，欧文所坚持的文章“政治性”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