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一种新生活.docVIP

休闲，一种新生活 【休闲是状态】 有个讲人生的段子，后半截说：“60岁（后）走走逛逛；70岁打打麻将；80岁（只能）晒晒太阳；90岁僵卧在床；100岁挂到墙上。”鄙人就是出于这种心态，退休后趁还跑得动就到处逛逛。 其实，旅行和休闲不应该是一个人退休后才能享有的生活状态。现行宪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紧接着第四十三条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这是在法律条文上与世界接轨，在具体制度和思想观念上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则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明规则上做到相对容易。中国大陆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即每周有双休日）雷厉风行，一步就超过了香港和台湾。但是，像欧美发达国家和泰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劳动者普遍享有拒绝加班的权利，在中国大陆则不仅一般企业的员工，就是党政机关的公务员，都还没有可能做到。 今年3月8日我在台北，那天是星期六，上午我去艋舺看有名的龙山寺和青草巷。只见青草巷那十几家开埠就有的草药店都关门歇业。据说，这是台湾的新规矩，店家每周都要有关门休息日。这就不是出于宗教信仰和宗教仪轨，必须有“礼拜天”了，而是一种社会制度安排。 生产力发展到今天，人们不必为了解决温饱问题而天天辛勤劳作；机械化与自动化带来的工作效率，使“工作岗位”早就变成了“就业机会”；而社会政治的民主化、程序化，使人们相信没有任何人是须臾不可少的，“世界警察”美国的总统循例每周也要（也可以）度假。 不过，中国人要普遍接受休闲度假的观念，把休闲当作应该尊重的人权，当作人生应有的一种放松状态，还要转很大的思想弯子。 自古以来，我们就在歌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文革时期人们熟知全国先进典型杨水才的一句名言：“小车不倒只管推”；到今天，河南省许昌县还有“杨水才纪念馆”。前两年树的优秀干部典型，病逝在岗位上、从省财政厅挂职担任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党委书记的沈浩，就是新世纪的杨水才。 中国传统文化号称“儒道互补”。真正像庄子所说的视相位如腐鼠的文化人，罕有；通常是，仕途受阻不得志时，才以道家文化修身养性度过精神难关而已。所以，他们的闲适、恬静不是生命的本真状态，只是保护自己以待时而动的策略。 士大夫追求功名富贵，普通人期望升官发财，这本来没有什么不对。正如孔夫子所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他只是强调求富贵不要违仁义不要苟且。 这里所说的现代休闲观，固然是反贪婪的，却与出世的宗教观完全不同：它似儒家入世，关注的是现实的生活，而非游方僧一样轻视今世修来世。 这么说吧，我认为正确（正当）的休闲观是：工作是为了活着——为了满足自己物质的或精神的需求；活着却不是为了工作——除非承认自己就是“会说话的工具”（奴隶），或者只是一部庞大机器上没有灵性的齿轮或螺丝钉。它不是劝人及时行乐、挥霍生命，而是要人劳逸结合，享受生命。 【休闲是产业】 说“工作是为了活着（为了满足自己物质的或精神的需求）”，而休闲正是人生正当的需求之一，那也就是说，从生产和社会分工的角度看，休闲应当是一门产业。 从前，休闲是为贵人服务的产业。那些专职的歌唱者、舞蹈者、乐手乃至弄臣，都是达官贵人所雇佣，乾隆皇帝所说的“倡优蓄之”。在西方，直到启蒙时代，很多著名的剧作家、画家、音乐家，比如莎士比亚、莫扎特，他们都是为“皇家”服务的。享受这种休闲既是生活方式的需要，也是社会地位的标志。可以说，自人类社会有了剩余的劳动产品，有了阶级，就有了休闲产业。 普通的劳动者在生产力落后的原始时代，一边劳动一边唱歌，或为了排解寂寞，或为了求偶，或为了协调动作；跳舞是为了娱神祀祖……总之，不是为了产出和交易。至今在一些偏远的山寨里仍然是这样。后来到了农业和手工业社会，生产力发展到民间也可以养得起走江湖的专业的戏班子，城镇里也有了为市民服务的勾栏瓦舍、茶馆和说书场。但是这种作为休闲的产业规模很小。 只是到了现代，工业化进一步发展到自动化、信息化，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第二产业的工业（制造业），所需要的劳动力越来越少，为提高生产效率和生活品质而互相服务的第三产业，在发达国家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大头。休闲产业则在第三产业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例。道理很简单，人们“无所事事”的时间越来越多了。比如，广州市几年前就开始每天7小时工作制。比如，希腊那样的国家，法定每周工作30小时，一年有那么多带薪休假的日子，还是有很多青年人找不到工作——因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到根本不需要那么多人干活。 作为休闲的产业，它的发展必将创造相当多的工作机会，因为人们的文化娱乐和精神享受是没有止境的。这也是为什么文体影视明星成了当代英雄，那么受追捧那么有钱的缘故。 由此看来，休闲产业是古已有之，而逐渐壮大，惠及百姓，成为重要的产业部门。 现代社会离不开竞争与创新，即便是古已有之的休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