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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刑事正当法律程序规则的考察　　总之，在这两个案件中，联邦最高法院都采取的都是“基本权利”(Fundamental Rights)或“命令性自由”(Ordered Liberty)的方法来解释第十四宪法修正案中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的适用，这种方法一直盛行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按照这种方法的解释，在第十四宪法修正案和“权利法案”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正当程序”条款仅仅包括一些重要的基本权利，在刑事诉讼中乃要求被告人有权获得“基本公正”的对待。但是，“权利法案”中所保护的某些个人权利，也存在对各州适用的可能，就像卡多佐(Cardozo)法官在“帕尔科诉康涅狄格州”一案中所说的，有些权利“暗含于命令性自由的概念之中，这样通过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的运用，也可作用于各州”，但是第十四修正案强加于各州仅仅是那些反映了“命令性自由结构本质”(the Essence of a Scheme of Ordered Liberty)的权利，这些权利有可能是“权利法案”所包括的，也可能不是的。同样，即使一项行为不是“权利法案”禁止的，也是有可能违反“基本公正”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达姆森诉加利福尼亚州”一案的弗兰克福特(Frankfurter)法官说，“第十四宪法修正案中的正当程序条款具有独立的意义”。 　　因此，按照“正当法律程序”的“基本公正”原则，一项权利只要是“基本”的(Fundamental)，不管是否为“权利法案”所规定，也存在对各州适用的可能。1952年，弗兰克福特法官在“罗晨诉加利福尼亚州”(Rochin v. Califonia，342 U.S. 165)一案中就运用了“基本公正”理论，得出了肯定的结论。在该案中，罗晨(Rochin)涉嫌贩卖麻醉剂，一天三名警察闯进他的家里，当时罗晨正裸着身子坐在床上，他的妻子还在床上躺着。三名官员看见在罗晨的床头几上有两个胶囊，于是立即询问“那是谁的东西?”这时罗晨把这些东西拿起来就放进嘴里，这三个人虽然立即跳过去，但是罗晨还是把胶囊吞到肚子里。接着罗晨被逮捕，并被戴上手铐送进医院。在官员的监督下，一名医生强制性地把一根塑料管伸到罗晨的胃里，并注入催吐剂，结果他发生呕吐，把两个胶囊吐了出来，警察发现这两个胶囊里面装有吗啡。后来，这两个装有吗啡的胶囊成为反对罗晨的主要证据，最后罗晨被认定非法持有毒品罪。罗晨不服，以非法取证为由向加利福尼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加州上诉法院仍维持原判;接着，罗晨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在该案中，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在罗晨胃里注入催吐剂的行为，是否侵犯了他的“正当法律程序”权利?对此，联邦最高法院持肯定的态度，认为“考虑到正当程序条款的要求，‘不可避免地强加于法院的判决活动必须基于整个诉讼的过程而产生，以此来确定他们是否违反了公正和合理准则的要求——即使对于那些被指控犯了令人发指的罪行的人来说，这表达了美国人们的正义观念。’这些正义的标准尽管是具体的，但不是由任何地方的当局制定的。正当法律程序是一项概括性的宪法保障，正如卡多佐(Cardozo)法官先生两次写道——宪法中对个人特权的尊重，‘如此植根于传统和我们人民的理性之中，以致于被认为是根本的’或者是‘暗含于命令性自由之中的’。” 　　“正当程序条款的模糊界限，并没有留给法官太大的空间。我们不可以仅仅依靠个人和私自的观念随意得出一些结论，而不考虑在司法运行中对法官的限制。即使正当法律程序的概念不是最终的和固定的，这些限制也是源于对我们整个司法程序本质的考虑。这些考虑深深地植根于理性和法律职业的传统之中。正当法律程序条款要求法院在受到限制的司法权力范围内，审查一项有罪判决……” 　　“把这些一般的考虑适用于目前这个案件的情况中，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说，这项有罪判决制作的过程，不止侵犯了私人感情，这种行为令人的良心感到震惊——非法侵入被告人的私人住宅，强迫打开他的口并从其胃里取出东西——这种政府代理人获取证据的诉讼过程，即使是冷酷无情的人也会受到伤害。这些方法接近于拷问和欺骗，不能得到宪法的许可。” 　　“最近这一系列案件执行了宪法性的原则，即国家不能基于暴力手段获取的自白而定一个人的罪。这些决定不是对国家广泛权力的任意例外，国家仍可运用自己的证据规则进行刑事审判。它们不是我们宪法性法律中某点的规定，而是一项总体原则的适用。他们仅仅是对国家一般性要求的部分例证，即国家在刑事指控中要采取文明体面的行为。正当法律程序，作为一项历史性的和概括性的原则……这不是说宪法性的历史过程就使法院认为，警察可以采取精神上的强制手段，从被告人的胃里强制取出东西，以此来判决他有罪。”所以，最终原审法院的有罪裁决被撤销。 　　总之，由上述的案件可以看出，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间，联邦最高法院在处理“权利法案”和第十四修正案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