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治疗中的言说与倾听.docVIP

心理治疗中的言说与倾听 一 精神分析学派是对治疗中的言语活动讨论得最为详尽的学派。从其创始人弗洛依德到法国20世纪具有精神分析学家和哲学家双重身份的思想大师雅克·拉康，都力图从理论上阐明，何以在治疗过程中，当患者高声地说出自己内心回忆的内容时，其症状就会奇迹般地消失。 弗洛依德在其学派的始创初期就显示了对被治疗者言语的浓厚兴趣。在这一基础上，他构建了整个精神分析的治疗原则。在著名的安娜·欧（Anna·O）个案中，弗氏与布洛伊尔共同注意到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如果人们成功地将脱钩的事件的记忆重新清楚地回忆起来，如果人们成功地唤起与脱钩的事件相联系的情绪，接着病人非常细节化地描述出现在头脑中的这一切，并对他们自身的情绪给予一个话语的表达，那么任何一个癔症症状就会立即消失并再也不会回复。”这就意味着语词被言说的过程能逐渐消除症状，因而可以说其症状是被“说掉”的。[1]为了解释这一现象，弗氏认为在人的心理中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系统，一个以事物的视觉表象为记忆投注的载体，另一以语词的听觉表象为其载体。为此他在元心理学的文献中提出了“物表象”（thing-presentation）和“词表象”（word-presentation）的概念。这两个术语被弗氏利用来区别两种不同类型的“表象”：其一在本质上是视觉的，源于事物，其二在本质上是听觉的，源于语词。这种区别对弗氏而言具有元心理学的意义。从物表象到词表象的联结对应着前意识、意识系统与之迥异的无意识系统的联结，而后者只包括事物的物表象。[2] 物表象产生在个体的前语言阶段，在其发生学上具有一阶性；而词表象的产生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具有二阶性。后者一旦建立，两个系统之间形成了联系。只有当人们以语词的语音指代某视觉表象时，物的记忆象才能进入以语言作为运作工具的意识系统从而被主体所觉察。根据弗氏的观点，“压抑在于割断物表象与词表象之间的联系”。[3]二者之间的断裂，意味着无意识系统与意识系统之间失去联系。 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认为，任何一个语言符号的单位都是一个概念与其标定它的听觉映象的联合。其结构用所指/能指表示。在这里，能指的性质是听觉的，所指的性质是视觉的。索绪尔指出，二者的联结关系具有任意性，不但同一概念可被不同语言的声音映象所标示，二者之间不存在内在的必然联系；而且在同一语言中，某一听觉映象是相对于或者是对立于其它听觉映象才具有指示的能力[4]。符号的任意性本身就意味着能指和所指可能存在的分裂。 雅克·拉康接受了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观点，在“回归弗洛依德”的旗帜下，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工具，对弗氏的精神分析理论进行了重新解释。拉康认为：心理治疗之所以可以通过谈话，纯粹借助于语言缓解甚至是永久性地消除症状，在于无意识具有类似语言的结构。无意识是心灵的另类话语，与意识操作的语言在结构及运作机制上都具有对应性，二者在某种条件下可相互转换。他把索绪尔的公式修正为能指/所指[5]，并认为弗氏的“词表象”与“物表象”的概念，可分别以“能指”与“所指”表示。由于压抑导致了二者联系的断裂，这样，弗氏提出理解症状的基本原则可以在语言学的层面上得到解释。弗氏认为：所有的症状只有被阅读为一个被歪曲与被乔装的思想时，症状才能被理解[6]，而这一被歪曲与被乔装的思想，其实质是患者被压抑的愿望。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症状的实质是由于压抑而失去了与其词表象（能指）联系的物表象（所指）的象征性言说。据此，我们可把症状的结构作如下表达：症状：症状表现/愿望（中间的横杠代表压抑） 这样，我们看到症状学平面的症状表现/愿望与意识，无意识平面的词表象/物表象以及语言符号的能指/所指之间在结构上的对应联系。事实上，三者不仅在结构上类似，在运作机制上也有其对应之处。 在意识操作的言语中，拉康认为，其能指与所指属于两个互不重合的关系的网络，在言说活动中，它们分别在不同方向的网络上运作。[7] 作为语言系统的能指，其网络是语言的物质的共时性结构。这一结构中，从语言的最小元素单位音素直到最大单位词组的所有层面上，每一元素都必须与其他同时在场的所有元素之间确切区分，才能获得其指代意义。能指在言说活动中呈纵向水平运动。作为思想的言说或言说链的所指，在言说中以横向水平展现出历时性结构。言说的话语流在时间中展开，它依赖于话语被言说到一个段落后（如一个词组、一句话说完后），借助于回溯前面所说的所有词项，并把它们联系起来，其意义才能产生。例如，“我很想喝一杯”这样的言说，在其能指的层面上，“我”的语音必须与其同时共存在语音系统中的“你”、“他”等的语音有确切的区分，而“喝”要与“吃”、“吞”等区别，如此等等，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其所指平面上，“我”指代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