柄谷行人 世界史的构造序章.docVIP

柄谷行人：《世界史的构造》序章 1 马克思的黑格尔批判 今天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存在资本=民族=国家三位一体的系统。其结构为：首先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然而，如果放任自流，必然造成经济差距和阶级对立。对此，民族从追求共同性和平等性的目标出发，要求解决资本主义带来的诸多矛盾。于是，国家通过税收和再分配等规则实现这一课题。资本、民族和国家作为不同的东西，植根于各自不同的原理，但它们在此互补地结合在了一起，是缺一不可的博罗梅奥之环。 迄今为止，没有人把握住了这个构造。但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黑格尔的《法哲学》进行了这一尝试。不过，黑格尔将资本=民族=国家看成是最后的社会形态，没有考虑过对其的超越。虽然这么说，为了超越资本=民族=国家，首先要发现这一结构。因此，必须从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根本性批判（考察）开始。 青年马克思的知识活动开始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那时，相对于民族=国家置于无上地位的黑格尔体系，他将国家和民族作为观念的上层构造，将市民社会（资本主义经济）作为基础的下层构造。并且，他把这运用到整个世界史中。例如，马克思写道： 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1] 这种看法，被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称为历史唯物论。问题在于，国家、民族被看成是跟艺术、哲学等相同的观念的上层构造。这样，批判了视国家为能动主体的黑格尔，而仅仅将国家看作市民社会规定的观念的对象。由此，首先产生了以下的想法：只要经济构造发生变化，国家和民族就会自动消亡。可是，这种想法忽视了国家和民族能动的主体性，给马克思主义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挫折。一方面，将国家社会主义（斯大林主义）带进了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另一方面，导致了对抗马克思主义的国民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换言之，超克资本主义的运动，非但没有消解国家和民族，反而使其无比强大。 这一经验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巨大教训。为此，他们开始重视上层结构的“相对自主性”。例如，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引入了韦伯的社会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等。当然，并没有因此抛弃经济的下层构造起决定的概念。实际上，没有考察经济的下层构造，只是将其束之高阁而已。[2]这种倾向跟文学、哲学及其他的自律性主张、跟所谓文本解释的“绝对不可能性”的主张联系在一起，成为了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源泉。然而，这种所谓的“上层构造相对自主性”，其实只是归结为譬如国家和民族作为历史形成的表现的产物可以通过启蒙来消解这样的想法。这就没有看到国家和民族植根于某种下层构造，因此才具有能动的主体性。 以前，对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的研究中就有对历史唯物论的批判和质疑。经济的下层构造和政治的上层构造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建立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上的东西。因此，对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不那么适用。例如，原始社会（部族的共同体）本来就没有国家，并且不存在经济构造和政治构造的区分。就像马塞尔?毛斯指出的，这种社会的特征是互惠交互起决定作用。这在“生产方式”里难以说明。坚持生产方式这一概念的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提出“家族的生产方式”的概念，认为其具有过小生产（underproduction）的特征。[3]但是，过小生产毋宁说正是用互惠交互决定才能说明的东西。因此剩余生产物最终不是积蓄而是馈赠，必然会导致过小生产。 接着，“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情况下，国家机器（军队、官僚、警察机构等）不是经济的生产关系之上的东西。皇帝、王、支持其的官僚阶层和被支配者的政治关系本身就是经济的关系。那里没有经济构造和政治构造的区分。对于古典古代（希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