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的自主创新总是被吐槽.docVIP

岁末年初，中国的科技创新工作似乎又交出了一份靓丽的答卷，“玉兔登月”、新一代战机升空都是其中的亮点。看看官方媒体的报道，我们会觉得成绩让人眼花缭乱。 然而，坊间议论却似乎对这些丰功伟业并不感兴趣，尤其是在科技界人士扎堆儿的一些网站、社区上尤其如此。稍加关注就可以发现，不管是大是小、是政策改革还是技术成果，科技创新工作在近年来屡遭质疑与抱怨，就连大如“登天揽月”、“蛟龙潜海”这样的科学探索工程项目也不能幸免。 何以在创新成绩处处见、创新雄心日日高、创新投入年年涨——2012年中国研发经费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超过了欧盟的平均数(1.98%对1.96%)——的情况下，公众仍然在不断地抱怨？ 也许可以说，中国的原创性成果仍然非常有限，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甚至与很多欧洲国家相比，中国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在基础科研方面，多年来中国的国际论文发表数稳居世界第二。在应用研发方面，2012年12月11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年度报告表明，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专利申请国。 在公司实力方面，固然中国还没有自己的苹果、Google、通用电气和三星，但已经出现了如小米、百度、联想和华为这样的企业；固然还没有足够的原创技术，但中国企业的高技术产品市场占有率足以让任何发展中国家和大多数发达国家，也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等其他金砖国家汗颜。 那靠着这些高强度的投入、靠着如此大量的论文与专利产出、靠着如此大的市场占有率，我们可以算是创新型国家了吗？或者，抛去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创新型国家的标准不论，我们可以说对中国的创新满意了吗？ 满腹怨气所为何？ 当上面提到巴西、俄罗斯等国家时，一定会有人不屑，认为我们与这些国家已经不在一个阵营，不值得一比，即便中国的军事技术仍然高度依赖俄罗斯，中国的航空技术也得益于与巴西的合作。 那我们该与谁比呢？其实不论是从大家的言行还是从大家的心中，似乎都在把以美国为代表的美英德法等第一阵营的发达国家的总体实力拿来当参照对象。 例如在谈及登月时，航天项目的首席专家会说：“美国人去过（月球），我们一定要去。”在去寻找品评中国公司的参照物时，我们也自觉不自觉地拉来Google、微软、通用电气和苹果，即便坐下来想想它们的历史、发展历程，想想它们的环境，我们本来可以心平气和一些，对它们少些羡慕，对我们自己多些肯定。 但这样其实很难。多年来整个国家弘扬创新的主旋律，似乎从来不满足于我们是跟着走的实际情况，似乎只有赶超、只有所有技术都是原创，我们从上到下才能放心。 传播学研究告诉了我们，人对整个世界的印象，并不一定取决于他/她真实遭遇的世界，而是取决于他/她被告知的有关这个世界的各种信息。 舆论学的研究进一步告诉我们，人对政策的不满，其实很多不是对政策本身的不满，因为实验发现，填问卷说对某些政策不满的人没有多少知道自己不满的那些政策到底是什么。我们的不满是因为这些个政策给我们造成了一个潜在的、强大的心理预期，这一预期一方面会促成我们的前进动力，一方面则会造成我们的心理落差。 而这种心理落差一旦与现实中某些情况匹配，或者换句话说，直接感受到的现实状况与被告知后形成的心理预期具有系统性偏差的话，我们立刻就会驱使自己去选择性寻找信息，不是减少而是强化落差，所以我们其实看不到中国创新进展的全面情况，我们看得到的是自己待遇不合理、科研项目本该中标、课题中标的人水平不如自己，或者我们的重大项目产生的可见成果太少。 另一方面，我们感到很不满的地方可能并非是领导人的感受。中国的体制可以让我们集中资源办大事，如航天成就、蛟龙入海实际上是基于充分的工程技术进步，而工程技术进步的实质是集成资源和反复试错，具有很大的可预期性。 正因为如此，中国官僚体制的交差逻辑注定会让我们在这方面大力发展，超俄赶美，给领导人交出一份靓丽的答卷。我们的领导人并不需要去看引文和专利数据库中诸如“shenzhou”、 “Change” 或 “Jiaolong” 这样的主题词诞生了多少高引用论文和核心专利。 同时，领导与我们获得的信息完全不同。他们不但获得了比我们多得多的信息，而且这些信息可以以数目字、进度条等直观的方式来呈现，其得出正面印象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我们。此外，领导人还不用抱怨基金不能中标，科研经费分配不公。 各个领域都会有这种信息获取方面的差距和不同。领导人可以到敬老院和棚户区去慰问民情，但不大会到博后、助理研究员中走走，最多会去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家中拜个年——但这些老科学家会替青年科学家抱怨么？ 悖论的形成 但是，即便领导人能更多地看到成绩，这也不意味着他们会很容易为科技创新的成就而满足，因为以赶超为目的的创新，就一定要明确赶超的目标，而明确了这些目标，即便具体的赶超项目得以成功，至少在科技部门的报告中表述为成功，领导人也会不断看到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