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建昌动态幻视与多义美学（修）.docVIP

幻視的隱喻 鄭建昌的大塊筆意 文／蔡宏明 進入鄭建昌的個人網頁，首先看到的就是他1993年的作品〈決心〉。這件作品畫了一個正面凝視觀眾的人物，理著平頭，古銅的膚色，雙手抓著一個像是方盒又像講桌的物件，肌肉寬厚，作著抓舉的動態，十分有力。我認為〈決心〉呈現的造形語言，好像是他對於台灣歷史重新檢視、反思以及在作品中實踐其藝術發現的宣告。 〈決心〉創作的年代，正是台灣意識蓬勃興起的年代，那時鄭建昌已經離開熱鬧而複雜的台北藝術圈八年。因為不願隨波逐流於西方藝術強勢藝潮的波瀾，他回到故鄉嘉義，從紮實的生活體驗生命，不斷錘鍊生命，變換各種主題與技巧，探索、提煉藝術的質素。〈決心〉以東方繪畫的陰影表現手法、簡約樸拙而有趣的筆調，展現了個人獨特的繪畫語言。回顧鄭建昌1994年至1999年的系列個展：《史詩吟唱者》、《生命的原鄉》、《島嶼印記》、《台灣山海經》，幾乎都是在這類繪畫語言的基礎上發展出來，所以我賦予〈決心〉里程碑的意義。 與鄭建昌同一個世代的藝術家，對於「台灣議題」的創作，許多著眼於歷史事件（如：二二八事件、國共內戰、白色恐怖、威權統治）寫實的描繪，相關情境的演繹。有人企圖在畫幅中重現事件場景，以寫實手法描繪史料記載的細節，就像中世紀西洋畫家受託繪製的歷史畫，或國民黨政府威權統治時期御用畫家歌頌革命領袖的文宣。也有人借用台灣人集體記憶的圖像，比如：威權統治時期教科書中的「民族英雄鄭成功」接受荷蘭人呈遞降書的典型圖像，或曾被做成50年代郵票圖案的蔣介石戎裝立於「毋忘在莒」巨大勒石揮手的圖像，以假借、轉注的手法發揮，再置入其他人文訊息。 鄭建昌不是這樣，他解讀當時不斷出土的史料，另外攫取生活中的台灣視覺元素，在造形語言中反覆實驗，再加入主觀的想像，編擬出台灣先民拓荒的場景，以其獨創的台灣人造像和帶著極高文學質素的感情，在畫面中佈局，進而對應出當代台灣人在政治、經濟、社會解放的意涵。 因為從生活出發，鄭建昌的藝術內涵能夠跨越狹隘的政治性議題，而回歸「人」的本位，回歸當代「台灣人」生存必須面對的問題，不單單是政治認同、國家認同、血緣認同、文化認同，更多作為「人」必須面對的生命難題，亙古以來令藝術家對生命困惑的哲學性思考，成為他創作的動力，也成為創作無法迴避的議題。 鄭建昌的《史詩吟唱者》、《生命的原鄉》、《島嶼印記》、《台灣山海經》，以浪漫的基調，創造了心目中台灣人的形象：誇大的肢體、厚實的手掌及腳掌、挑重拓墾的形影，呈現了台灣人忠厚、實在、耐勞、祥和、恬靜的特質。在系列作品中，運用人形、山、海、土地、石頭、樹、雲、作物等意象，強調出台灣人土地的深厚情感。由生命原鄉的追溯，思考人與土地的關係，進而發展出關懷生態環境的系列作品，脈絡清晰而動人。 鄭建昌的造形元素，除了來自豐富的歷史閱讀，也從台灣人地域文化所衍生的意象，簡化或變形，組構成豐富多變的情調。他將古代輿圖重疊的山巒，轉換成大地的肌理，線條與線條之間動態幻視的量體，得以互為陰陽，構成繁複的、廣袤的空間。卷雲般造形的樹、地貌、有時留出幾道空白，成為大自然山水，再把人物或強調放大、或縮小，置放在山水之間，形成對比的趣味，傳達人與自然對話的思辯。 1999年的〈靈魂遺傳符碼〉、〈鯨紋傳奇〉畫面中納入許多象徵台灣的圖像，可視為他90年代有關台灣主體意識的創作總結。2000年政黨輪替，台灣社會持續瀰漫「轉型正義」氛圍，鄭建昌的創作一度出現如〈陰影〉直接敘述他幼年親身經歷的白色恐怖經驗。2004年的《台灣游蜉》系列，一方面呈現藝術家個人生命中困頓、苦難、漂泊的感嘆，而寓意游蜉自在著附於大自然，自期心靈能跳脫形骸，來去自如。這段期間的作品，特別偏愛黑色和白色的表現，以不同的肌理，營造出造形的趣味。其造形語言，常常帶著多義性，不是單指意象的運用，而是視覺的點、線、面、空間、色彩所形成的視覺心裡效應。 鄭建昌慣常運用的造形手法是：以線條分界，然後沿著線條塗布漸層的顏色（或陰影），而兩道分界的線條間塗布的漸層色調於是成為一個在視覺上「動態幻視」的量體。動態幻視的產生，來自觀眾對於視覺型態的心理作用：因為藝術家刻意的造形，塗布陰影部分與周邊的區塊對照後，使得投射到視覺網膜的影像形成的形體，有時彷彿凸起，有時彷彿凹陷。比如在〈新神木〉中，樹幹虯纏的肌理，因為動態幻視的作用，邏輯上判斷「應該」凸起的木紋，也可以被幻視為凹陷的河流，這才使隱藏在樹幹中的「台灣」或「島嶼」的意象變得很合理，而達到隱喻的多義趣味。 多義美學豐富了觀眾的想像，也提高繪畫的文學性。《台灣游蜉》系列的〈孤島上的生命〉、〈生命樹〉、〈新神木〉隱匿在畫面中的台灣意象，令人聯想：台灣是否能跳脫強鄰覬覦的宿命，台灣人在艱難險惡的現實中堅忍求生，或許如游蜉般渺小，但生命力卻極為豐沛，得以綿延不斷。雖然如此，《台灣游蜉》系列中的〈探秘〉、〈子宮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