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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水平、差异化产品区位分布与城市体系 范剑勇 邵挺 内容提要:地级及以上城市体系的扁平化趋势可能是我国经济增长粗放、产能过剩的体现。本文将Thünen模型中房价水平对差异化产品区位分布的影响关系植入到新经济地理学Krugman-Helpman模型，详细阐述城市房价水平过快上涨(特别是大型城市)对差异化产品区位选择产生扩散倾向的内在机制，并利用1998—2007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相关数据进行检验。通过计量模型的参数估计，我们发现，Krugman-Helpman模型中导致城市体系扁平化趋势的“非黑洞”条件在中国是成立的。这一结论意味着，通过遏制房价水平非正常过快上涨等方法来扭转城市体系的扁平化趋势可能对调整经济结构与增长方式等具有启示意义。 一、引言 本文旨在探讨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体系扁平化趋势的内在机制，基本思路是从房价水平过快上涨(特别是大型城市)入手，阐述其与以“大型城市集聚相对不足、中小型城市发展过多”为主要特征的扁平化趋势之间的内在机制。那么，如何描述地级及以上城市体系的扁平化趋势呢?我们认为，房价水平显著地影响差异化产品的区位分布，而差异化产品较为平均的区位分布可以间接反映城市体系的扁平化趋势。因此，本处首先交待本文差异化产品的涵义及其分布。差异化产品是相对于同质产品而言的，指具有类似功能的产品大类中包括了可以满足消费者多样化偏好的各种差异化产品小类(Dixit-Stiglitz，1977)。差异化产品一般是指在厂商水平上规模报酬递增的制成品，但在本文中它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制成品，也包括在大中型城市中存在的、具有规模经济的某些服务业产品，如金融服务业、技术咨询服务业、高档的奢侈品、大型零售业或文化服务业产品等。本处先以制造业为例说明近十年差异化产品的区位分布特征，然后简要说明房价水平对差异化产品的区位分布影响。 本文以1998—2007年规模以上微观工业企业的工业增加值作为分析对象、以泰尔指数为指标媒介、以地级及以上城市为基本区域单元，考察全国总体的、省内与省际的地级城市之间制造业集聚程度差异(见表1)，发现以下特征:1)泰尔指数(T)总体上处于较低的水平，1998—2007年期间的均值为0.43，作为对比，法国城市间制造业分布的泰尔指数在其工业化中期的1930年为0.93，在工业化后期2000年为0.50(Combes，LafourcadeandToutain，2008)。2)将地级城市之间的泰尔指数分解为省际间与省内的各地级城市间不平等分布，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省内泰尔指数均低于省际间泰尔指数，其均值仅为0.20，占对全国总体上泰尔指数的份额为47%;作为对比，法国省内的泰尔指数在1930年与2000年分别为0.62、0.33，其对总泰尔指数的贡献份额达到67.7%与66%。3)将非沿海地区地级及以上城市单独列出来，尽管其泰尔指数的均值只有0.37，但与全国层面的泰尔指数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是，非沿海地区省内泰尔指数(Tw)无论从绝对值还是从贡献份额来讲，都大于全国层面的省内泰尔指数，其均值分别达到0.22和59%，这就预示着在非沿海地区内部各城市体系的大小分布相对合理一些，而在沿海地区内部，城市体系的扁平化趋势更加明显。因此，我国制造业相对于法国的同期发展阶段来讲，分布较为平均、集聚水平较低，尤其是以沿海地区省内各地级城市之间的分布为甚。而本文研究目标恰恰是地级及以上城市体系扁平化趋势的内在机制是什么? 我们再来观察综合地价水平在全国各地区间的差异(图1)，长三角、珠三角与京津地区的综合地价水平在2001—2008年期间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这就预示着，沿海地区的高房价有可能推动着制造业从沿海地区向内地转移，或者从沿海地区的大型城市向本地区中小型城市转移。而王非暗等发现，以2004年为转折点，2004年以前制造业一直是向沿海地区转移与集中，2004年以后因河南省等少数中部省份的崛起，沿海地区的集聚水平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而这与图1所示 的沿海地区房价水平高企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联系或契合关系。也就是说，沿海地区或大型城市房价水平的上升，使部分制造业难于在本地区扎根，进而扩散到周边地区或中小城市。为此，我们以散点图为例(图2)，纵轴为各省会城市和直辖市2004—2007年期间综合地价变化率，横轴为相应省份或直辖市在2004—2007年的产业集中变化率。从图中可以看出，两者呈现出明显的反向关系，城市综合地价上升得越快，则该省份制造业的平均产业集中度下降幅度越大，制造业的扩散趋势越明显。 二、差异化产品分布与房价水平:Thünen模型 我们如何来刻画差异化产品区位分布与房价水平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中的中心－外围模型仅仅解释了大地理范围之间的产业区位分布，它没有解释、也无法解释空间范围更狭小的差异化产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