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法院司法环境的困境与突破.docVIP

基层法院司法环境的困境与突破 ----关于基层法院司法环境的调查与思考 吴 健 项延永 易际杉 内容提要：司法环境包括司法运行机制与法律规范影响司法权运行的其它社会因素以实现司法公正。影响司法公实现的司法环境主要分为两方面:静态司法环境即司法运行机制与法律规范动态司法环境即影响司法权运行的其它社会因素—-困境之表现 （一）从监督主体方面调查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对司法权的监督主要包括人大监督、检察监督和媒体监督等。 1、人大（包括人大代表）监督。人大对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是宪法赋予的权力。大体上包括对法院规范制约和监督制约二个方面。前者如人事任免，后者如听取并审议法院工作报告。现直接影响基层法院司法环境的主要是个案监督问题。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方式多种多样，既包括人代会期间人大代表对法院审理、执行案件提出议案、质询案、当面口头质疑，也包括人代会期间以信访件、一般函件或口头形式批转当事人的申诉材料，要求法院答复或直接提出人大倾向性意见等。2001年至2006年4月份，我县人大以上述方式监督法院个案办理情况192件（其中人大代表在开会期间提出的口头质疑意见达120件）。这种现象对促使法院严格依法办案、公正办案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部分监督行为被有意利用而变得“不纯正”。基层人大代表是一种非职业化的身份，在作为代表的同时，更重要的身份是其他的社会角色，如企业家、村民自治组织领导等。由于受各种身份、各种利益的驱使，部分人大代表的监督行为往往被掺入一定的“私利性”；二是少数监督意见因偏听偏信而有失客观。从现状看，多数人大代表未能将行使监督职权作为一项事业来对待，对法院审理或执行的案件提出意见时，往往听信于一方当事人的意见，与法院认定的事实出入较大（这有当事人故意歪曲案件事实的原因，也有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之间的差异），缺乏合法性和正当性；三是个别人大代表思维的“民俗化”使监督活动与法律规定不够合拍。司法裁判是运用法律思维的结果，而大部分的人大代表没经过长期的法律学习，法律思维的意识和能力相对缺乏，分析案情注重情感诉求，多基于道德的立场进行评论，与法律规定相去甚远。如法官向一个人大代表解释民事诉讼的“不告不理”原则、举证责任制度时，被人大代表斥为“打官司竟然是一场游戏”，弄得解释者哭笑不得；四是个别人大代表的不当操作，使“监督”成了“干涉”。有些人大代表向法院反应相关案件时，从单方利益出发，方法简单、语言粗暴，对法院依法办案造成压力。如有些代表扬言，“如果法院判决原告胜诉，被告方将组织人员上访”、“如果法院判决被告胜诉，我们将组织千名原告到法院来”等等。 从法律角度来看，法官的裁判唯法律是从，不应受人大代表的影响。可实际上，对于人大代表尤其是成批代表联名向法院提出的意见，法院往往非常重视，因为县级人大代表每年对基层法院工作报告均有审议权。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法院的司法公正，干扰法院司法权的正常运行。 2、检察监督。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在检察院监督法院三大审判活动中，对法院司法公正影响较大的是在民事审判和行政审判领域，尤其是民事审判领域。我国现行法律对于检察民行抗诉实行“无因诉”，即不管检察院抗诉是否有理，法院都必须再审。提起抗诉的直接后果就是中止原生效判决的执行，并且抗诉没有期限限制，当事人在抗诉中可以免交诉讼费用。正是因为这一点，检察机关的民行抗诉制度往往被少数当事人利用，以致造成对法院公正司法的不良影响。一些与检察机关关系较好的当事人，在案件判决后，故意不上诉，等裁判生效后，通过检察机关提起抗诉，既可以拖延执行时间，还能节省诉讼费用。而检察院在提起抗诉时，往往会采用“侦查式”方式对另一方当事人或者证人进行调查取证，然后将这些对一方当事人有利的证据提交法庭。这样做对司法公正的危害很大。检察院所掌握的公权力如果过多地介入私权纠纷，客观上就意味着对其中一方当事人提供了“帮助”，就会打破当事人之间的平衡格局，与民事诉讼法的基本精神相违背，从而影响法院裁判的公信力和权威，给社会公众一个非常不好的暗示。2001年至2006年4月，我院审结的民事、行政案件，检察院提起抗诉12件，这其中真正因为国家或集体的利益受到侵害提起抗诉的比例不足10%，而大多数抗诉案件是以一定程度上牺牲诉讼当事人地位平等为代价的。 3、媒体监督。媒体监督作为社会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于宪法赋予公民对政府工作的批评权、知情权和言论自由这三大权利而派生的一种监督。现在的媒体监督形式除传统的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监督外，又增加了网络的监督。监督活动的载体不断扩大，但监督活动的规范性有明显滑坡现象。2001年至2006年4月间，我院在各类媒体上所作的宣传1000多件，凡是我院主动与媒体联系后作出的，均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未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