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资政院时代的蒙古议员及其选举.docVIP

清末资政院时代的蒙古议员及其活动( ——以《大公报》所载史料为中心的考察 张建军 清末新政期间，朝野上下鼓吹立宪之风甚炽。理藩部积极图谋蒙古等地区宪政的尝试。光绪三十三年（1907）八月，清政府决定设立资政院作为日后设立议院的基础。蒙古籍议员的选定很快成为政府必须考虑的问题之一。关于清末立宪问题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已投注相当的人力，且成果辉煌。即便是资政院内蒙古议员问题，目前学术界已有研究问世，内蒙古大学乌力吉陶克套先生在其专著中就“资政院和谘议局的设立及其对蒙古的影响”进行了相当的研究，就首批蒙古议员及黑龙江等内蒙沿边省份关于蒙古民众参与选举的问题提出了一些观点。尽管如此，笔者仍认为蒙古议员问题的研究尚有较大延展空间。 限于史料的相对缺乏，笔者仅就《大公报》为主要史料，结合其他已刊布的档案文献、日记等，并参考学术先进各项成果，试就清末资政院时代蒙古议员的产生及其活动作些粗浅研究，以求教于方家。 一、蒙古籍议员的破茧而生 有鉴于“俄英窥伺蒙藏”的边患日甚，1908年3月（光绪三十四年二月），翰林院代递编修朱汝珍上奏朝廷，请求参照英国和日本经验，“钦派蒙王、藏僧及殷实商民为资政院议员，俾得与议蒙藏要政”，“应请饬下蒙古王公会推能操官音、通达政体者数人，保荐能操官音、殷实有望之蒙民数人”，“来京派充资政院参议员或额外参议员”，不仅有便于中央对蒙古地方情形的咨询，也可使蒙古臣民“得参与政治，晓然于朝廷德意，与内地臣民一律看待，未尝置之度外，尤足益其固结之心。”蒙古议员的设置“不特于政体无乖，且于机关完备”。朱汝珍的这一建言，在朝廷内部引起不小反响。此后，很多人也认为，“蒙藏既为中国版图，其人民自有选举议员之权”，“近日倡此议者颇为不少。”10月中，内阁重臣张之洞、鹿传霖“力驳此议”，其共同理由无非是，“蒙藏民智不开，异常窒塞，若遽与以参政之权，实非所宜”。不同意见的彼此交锋极大地影响了朝廷的决断，直至1909年9月27日，朱汝珍所奏才得会议政务处议复。 理藩部在资政院蒙古议员的设置问题上十分积极。1909年4月14日，理藩部入奏朝廷，为筹备立宪及关于蒙藏议员事特提出两项“须急办之事”。奏文内称，“筹备藩属宪政，本年应办事宜，分别缓急，择要推行。查[蒙古]内、外盟及青海西北路、回部、西藏之王公世爵内，计汗5人、王43人、贝勒31人、贝子49人、公73人、札萨克台吉塔布囊78人，总共为279人，拟请设立专额议员。其员数，由资政院核定，奏请派充，以练习其学问政事之才，为储备开通藩属之用，此须急办者一也。又，凡已经设县之各蒙旗官兵，能通汉语、有一定之居处财产者，均得有选举、被选举之权，应否另定专额，抑或与汉民一律选举，应由宪政编查馆核定；其未经设县之各蒙旗，言语不通，居处无定，另定合宜办法，此须急办者二也。以上两端，为本年筹备之起点，其余俟各旗报告催齐，再行统筹全局，分列事项，妥定章程。每期将应办事宜奏报一次，以冀逐渐推行，庶于分期举办之中，仍无违九年筹备之意。”值得注意的是，清朝在这时已确定了蒙藏议员的选举资格，不仅将蒙旗政治选举所设区分标准由内属、外藩蒙古改为设县与否，且将是否通晓汉语作为重要的考虑条件。由于一些原因，直至5月上旬，资政院仍未给出明确答复。5月中，理藩部再行咨催资政院，希望“迅将蒙藏议员之定额及其资格见覆，以便转饬遵照。” 考虑到当朝大员对于蒙古王公法政知识缺少的责疑，6月中，理藩部尚书寿耆具折奏陈，“请准蒙古王公之资质合格者入贵胄法政学堂肄业，俟毕业后量予甄别，择其于法政学问确有心得派为蒙藏议员，藉资得力。”眼见“内地选举事宜现已办理就绪”，理藩部越发紧张起来，坚持认为“蒙藏回部虽与内地情形不同，而选举之制亦未便令其偏废”，特于7月12日咨行宪政编查馆，“请将理藩部所辖之内、外盟及青海、西藏并西北回部之王公世爵等员选举章程、议员额数均行特别规定，以便饬其遵行俾资实效。”21日，理藩部尚书寿耆和侍郎达寿商讨关于蒙藏地方议员宪政选举事宜，认为“现在亟应筹办者，莫先于选举一端”，“边蒙地方情形虽有不同，亦未便畏难缓办”，朝廷应“确定蒙藏议员初选、复选之额数，并决定资政院特设蒙藏议员章程，以便示以方针，从速筹办”。 此时，内阁中仍传出不同声音。尽管有军机大臣提议讨论蒙地选举办法，某大学士却谓，“蒙地风气久已闭塞，且学堂稀少，宣导无人，如骤行选举，殊与蒙政不宜，俟内地选举办有成效，再议边陲选举，尚未为晚云。”在该权臣看来，只有蒙古地方按新式教育改造到相当程度，蒙古地方才得进行议员选举。 9月底，宪政编查馆、会议政务处、理藩部各堂宪举行会议，“为蒙地推行立宪办法，详筹入手之策”，三处议定，“先由理藩部行文各蒙旗王公遵章筹议”，各蒙旗王公议有结果后，“咨由理藩部核定”，再由理藩部与宪政编查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