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一年学习的总结.docVIP

冯友兰：一年学习的总结冯友兰(1950.01.22) 北京解放已经一年了。在这一年中间，中国有了旋乾转坤的变化。社会每天都在改造进步之中。每个人也都在改造进步之中。回头把我自己这一年的学习经验检讨一下，自觉也有一点进步，就是自己开始觉得以前的不进步。在一个月以前，有人从河南来谈到一个地方，还没有实行土改。有人还是什么事不作，而生活相当舒服。我心里很觉得不平。后来我想，这大概就是改变立场的开始。记得我于一九四四年的冬天，因为我母亲的丧事，从昆明回老家一趟。（我已经有二十多年没回老家了。）看见那些地主间亲戚朋友们的生活方式，与二十年前基本上没有改变。这些方式的意义，有许多可以推到秦汉以前。我从那个时候才真了解中国乡村的封建性。那些地主的生活标准，虽已因战事而低落，但还是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可是在那时候，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平。可见在那时候，我虽然已有二十多年靠教书薪资生活，但是因为出身的关系，情感上还是倾向于地主阶级。我在解放以前，并不知道有阶级情感之说。后来才知道，也相信，一个人必须对于某一阶级，有真情实感，他才可以站在那一个阶级的立场。我以前虽然在知识方面，自以为不是怎样的不开明，而且在有个时候，自以为是“左倾”，但是真情实感还是倾向于地主方面。这就决定我以前的立场。这种立场，就决定我的行动，在对日抗战时期，国民党拉拢我的时候，使我不能断然拒绝，而采取自以为是不即不离的态度，自以为是不谈政治，只为学术而学术，为教育而教育。在现在看起来，这都是自欺欺人的说法。其实“不离”就是“即”了。在抗战以后的革命时期，我极力想改正以前的错误路线，但是没有一种断然决然的处置。这当然也是上边说的立场所决定的。一个多月以前，在一个哲学会里，大家谈到，一个社会到了不得不变的时候，不愿意变的人，总想抓着一个思想上的什么东西，以为寄托。在美国，天主教的新多马学派，现很流行，就是这一种的表现。当时我忽然觉得以前我在中国思想战线中的地位。在抗战时期，我写的讲新理学的书，不也是相当流行吗？我那几本书，名称上都加一个“新”字。照现在看，所谓新者，只是在中国旧哲学的圈子中说的。我以前所讲的新理学，可以说是中国旧哲学的回光返照。正像西洋新多马学派是西洋的中世纪哲学的回光返照。虽是回光返照，但就其社会影响说，是可以作为不愿意变的人的一种寄托。因此其社会影响是与革命有阻碍的。我近来了解真理，作为一个思想系统看，是活的。它也可以随时随地而异其应用，而在其时其地都是真理。它也是发展的，它的活就是它的发展。当我真切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忽然觉得有一种凌空无所依靠之感。这种感觉证明，我以前的思想习惯，使我总想有一种永恒不变的以为依靠。我虽然承认具体的事物是变的，但我之所以少谈具体的事物，正是不敢正视变。这当然又回到上边所说的立场问题。我之所以能写书为那些不愿意变的人的一种寄托，正因为我在知识上虽说是不怕变，而在情感上也是一个不愿意变的人。因此我之“著书立说”，不仅只妨碍了自己的进步，也妨碍了有些别人的进步。以上的情形，别人必早已看得很清楚，也有人作过这种评论。但以前我总以为我是超阶级的，我的思想也是超阶级的，对于这种评论，认为是不值一驳。在今年春天，有一位共产党里的同志向我说：“你是学哲学的，不容易觉得世界是变的。”那时候我心里觉得很不以为然。因为我自以为在我以前的写作中，讲变的地方也很不少。照现在看，这些批评都是对的。在北京解放以前，我本是早已准备不走，而等候变的。既然决定不走，可是也没有多看一点共产党的书籍文件，作为思想上的准备。照现在看，这是很奇怪的。这当然还是不愿意变的心理在那里作祟。我以前并不知道共产党有批评及自我批评的办法。初解放时，虽知有此办法，还不了解为什么这个办法会是一个革命的武器。后来参加过几次共产党员入党及由候补党员转为正式党员的会，看见一个党员于入党之前，必先在群众面前，反复的受人批评与自我批评。如是他才可以不把他的“旧染之污”带进党里去。近几个月来，我也试行作一点自我批评，才觉得这种工夫，作下去是无穷尽的。从前人说，校书如扫落叶，扫了一层又一层。人的过错也真像书上的错字一样，什么时候看，总有些在那里。可是扫过一回落叶也就有一回开朗。大有“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样子。暑假前，有两个清华哲学系的同学，参加南下工作团。他们有一天听说我要自我批评。他们非常高兴，一夜没有睡觉，讨论怎样向我提意见。第二天他们来了，一谈，才知道我是要写文章“论”自我批评，并不要“作”自我批评。他们的意见也没有提出，原封带回去了。这是其中一位同学最近写信告诉我的。可见我以前必定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不自觉的态度。虽然自以为很谦虚，实则是很骄傲。照现在看，一个人不“作”自我批评，而专“论”自我批评，是很可笑的。没有用过自我批评的工夫，怎么能把自我批评论得好，更是问题。我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