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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改革的六大难题 作者：宋 立 一、经济需求结构与金融供给结构不对称矛盾及其对经济结构的逆调节 主要表现为金融体制结构与经济体制结构不对称－－金融服务需求已经越来越多地由非国有的市场部分产生，而金融服务供给仍主要由带有一定计划经济体制惯性和后遗症的国有部门“寡头”垄断，主要是为国有企业提供服务。不仅工农中建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一如既往地坚持“立足大城市、面向大企业”的“两大”原则，新兴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等也出现了与国有银行行为“趋同”现象，企业债发行和股票上市的大门也基本上主要对大企业尤其是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开放，对民营中小企业存在事实上的歧视或忽略，导致金融服务的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严重不对称，形成了经济金融新的二元结构。金融结构调整落后于经济结构变化已经成为当前中国金融结构面临的首要问题和最大挑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金融结构不仅不能为新经济成分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提供应有的必要支持，反而还有可能对于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产业发展趋势的新经济成分的发展造成一定的抑制，对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形成一定的逆调节作用，强化了原有的二元结构。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这一问题逐渐引起了有关方面的关注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并正在采取措施来试图加以缓 解。但鉴于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难以在近期内有效解决，有些还因为种种原因在继续。尤其是在金融体系没有健全的背景下，商业银行争先恐后、各自为政的金融创新，必将加剧金融发展与金融服务的不平衡，扩大已经存在的二元结构。这将使短期内实体经济层面的紧缩状况难以缓解，使得货币政策技术层面的松动努力难以奏效，使货币政策稳定币值的法定目标遭遇严峻挑战，而且还将对于长期经济发展造成持续性的不利影响。 二、金融改革发展与金融风险防范一手软、一手硬的矛盾 观察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９０年代以来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的轨迹，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此消彼长的非同步特征。从时间序列来看，大凡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时期，金融方面出现的“问题”一般总是相对比较多、金融秩序比较差；而金融秩序整顿得比较好、金融方面“问题”趋于减少的时期，经济发展的速度往往趋于放慢，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往往比较多。从地域特征来看，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地方，金融方面的“问题”往往比较多；金融方面“问题”比较少的地方，经济发展速度一般则比较慢。这一矛盾现象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对称，支持新经济成分增长的地方性中小金融体系没有建立健全，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传统金融体制所内在隐含的金融发展与金融风险难以双全、安全性和赢利性无法兼顾的巨大矛盾。在金融体制改革难有重大进展、现行金融体制未有实质改观的前提下，降低不良资产比例、防范金融风险，不得不付出增长减速的代价。而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必然要求加大信贷投入，由此可能甚至不可避免地带来新的金融风险；防范金融风险，就意味着不得不紧缩信贷投放，经济快速增长无法保证。由于经济增长减速在很大程度上是短期问题，而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和风险防范则是具有长远意义的根本性问题，因此，无论对于金融机构还是监管当局来说，防范风险都是硬约束，而促进发展则是软约束，在此不对称约束条件下，金融风险防范是第一位的选择，必然形成金融风险防范与金融改革发展一手软、一手硬的矛盾，同时也反映了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双重角色集于一身的内在冲突。 三、降低微观成本、提高单个金融机构竞争力与改进宏观效率、提高整个金融体系完整性的矛盾 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在国内外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金融机构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的行为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原来对金融风险的不甚重视、听之任之迅速转变为积极防范金融风险，努力降低不良资产比例，甚至出现了一些消极的风险防范行为，即不是积极进行贷款投放，而是不加甄别地“惜贷”、“慎贷”，更有甚者，将资金上缴或存入中央银行吃利息。与此同时，为了各个国有商业银行加快了县及以下撤退的办法，相当比例的县以及县以下的基层分支机构逐渐撤并，没有撤并的县级分支机构也因为权限减少而日益呈现“储蓄所化”倾向。由于银行改革缺乏整体规划与协调配合，没有及时在整个金融体系方面进行必要的补救措施，体制外金融机构未发育，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没有及时跟上，致使在县域范围内出现了一些金融服务的薄弱甚至空白点，必将严重影响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各项事业，从而使得单个银行提高效率和竞争力、具有“制度性进步”意义的个体理性行为，导致了整个银行体系完整性降低的“体系性退步”这一“非理性”结果，个体成本节约导致了宏观成本增加。从国有商业银行自身考虑，撤并部分基层分支机构乃大势所趋、未可厚非，下一步如果需要甚至还可以再撤并部分分支机构，但因为牵制面比较广，一定要把握好撤退节奏，制定好时间表，有步骤、分阶段推进，把负面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小。金融体制体系改革必须有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