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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就业与消费 (一): 中国收入分配创新类型、差距及 其政策创新取向 (二): 中国劳动就业制度的变迁，改革目标和进一步创新 (三): 提高中国居民消费率的政策选择 (一)中国收入分配创新类型、差距及其政策创新取向 一、改革开放以来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的创新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二、当前中国收入分配的类型、差距 三、当前和今后中国收入分配政策取向 一、改革开放以来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的创新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取得了一些重大的制度创新。这些制度创新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为充分调动劳动者和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贡献力量，保证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具体说来，改革开放以来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阶段。 1、1977年—1984年阶段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个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启动开始的，无论是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还是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从理顺分配关系，调整利益格局人手的。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分配制度的根本特征是平均主义。它严重地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针对这一情况，1978年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以分配体制改革和利益结构调整为突破口，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从根本上打破农村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归自己”的分配方式，取代“评工记分”为主要内容的平均主义分配体制。与此同时，经济理论界对农村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的分配形式进行了探讨，从理论上阐明了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1977—1978年我国理论界先后举行了4次全国性的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批判了“四人帮”鼓吹的按劳分配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的谬论，明确肯定了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指出平均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观点是完全不相容的。邓小平根据事物发展不平衡规律的要求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然后带动更多的人一浪接一浪地走向共同富裕。“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这是我国分配制度的一次创新，标志着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是对马克思主义个人收入分配理论的发展。 在这里，部分先富是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和前提条件，共同富裕则是部分先富的必然结果和长远目标。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就是沿海地区、开放地区等发达地区先富起来，因为这些地区有技术、人才、资本的优势；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经营者、企业家、科技人员、知识分子，从事复杂劳动者先富起来，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管理劳动是复杂劳动，科技人员是稀缺资源。实践证明，邓小平部分先富带动共同富裕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的创新是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的，在这个大政策的指引下，农村出现了一大批专业户、城市则涌现了一大批懂管理、善经营的人员，这些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迅速成为“万元户”、“十万元户”、“百万元户”的大款，不仅提高了自己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也起到了示范的效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从1978—1984年间，职工工资总体上有较大增长，职工货币工资由645元增加到974元，增长58．4％，年平均增长8％。“部分先富”的分配制度所产生的巨大示范作用对于协调城乡关系、区域关系和居民共同富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家庭联产责任制的分配制度，克服了平均主义，农民长期压抑的劳动积极性释放出来，大大激励了农民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了人力物力财力的作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农民增加了收入，生活得到了改善。统计资料显示，1977—1984年广泛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期间，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农业增长率和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42．23％和6．05％，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增长最快的时期。与此同时，农民的收入也大大增加，由1978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33．6元增加到1397．6元，增长33．6％。同期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趋于缩小。 2、1993年—1995年阶段 党的十三大指出，我们的分配原则是“以按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并指出非劳动收入，“只要是合法的，就应允许。我们的分配政策，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这是个人收入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