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现身评说《通论》“第二版”.doc

凯恩斯现身评说《通论》“第二版” A·P· 瑟尔沃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Kent at Canterbury, Kent, UK） CLC number：F91.348.1 Document code：A 引言 Geoffrey Harcourt和Peter Riach召集这么多研究并追随我的著作的杰出经济学家——包括我知道的几个年轻人来续写我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的“第二版”实在是一个极好的主意。他们付出的努力是巨大的，两卷本共39章全是以远见和博识写成的，还利用了我的30卷本《全集》。对于我60年前阐述的简单的思想至今仍然引起人们如此大的兴趣，我深感荣幸。 我在生命还处于全盛时期就离开了人世，实在是一种遗憾。我去世时年仅62岁，本来完全可以指望活得象我父母那样长。也许我本不应该抓那么多事情做，以致于使我过于辛劳。尽管Milo Keynes(我的一个当医生的侄子)经常说勤奋的工作决不会使任何人丧命。我怀念Tilton以及我在Sussex Downs的散步，但我很高兴我的传记作者Lord Skidelsky已着手修建我的住房，使它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它以前的荣耀，尽管它从未有过任何巨大的建筑价值。我最初是在Duncan附近把它买下来的，但这块土地最早竟属于我的诺曼祖先，这是一种怎样的巧合啊。我的《通论》的大部分写作是在和谐而安宁的Tilton完成的，它远离我所听说的现代学术生涯的压力。我很奇怪任何人都有时间进行阅读甚至写作，更不用说清醒地思考了。这是为什么再次审视我的杰作耗时日久的原因吗？ 我写作《通论》的目的是为了摧毁古典的就业理论（即用一种理论来否定另一种理论），并且为从总体水平上分析经济活动提供一种新的方法。几乎在我于1930年刚刚出版了两卷本《货币论》以后，我马上意识到经济学缺乏一种从总体上决定产出水平和就业的理论。传统理论假定就业仅限于真实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负效用这一点上，而且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都相信这种观点。被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都有需求，以致于就业水平决不会受到有效需求的限制，有效需求这一词是我从马尔萨斯那里借用过来的，马尔萨斯关于这些问题的思想已被埋没一百年了。正如我在第三章“有效需求原理”中所说的那样，用一个我感到颇为自豪的比喻——“李嘉图征服了英国，正如宗教法庭征服了西班牙一样”。我有一位国王学院同事、患有厌女症（miso-gynist）的Arthur Pigou相信这一点并试图这样来说服我：本世纪30年代的大量失业是由于工人要求获得高于其边际产量的工资造成的。我记得他直到1933年还这样写道： “只要劳动力是自由流动的，工人之间是完全自由竞争的......总会存在着工资率与需求密切相关，致使每个人都会被雇佣的强烈趋势......其含意是，任何时候存在的失业完全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需求条件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磨擦的阻力妨碍了适当的工资调整”。 我在财政部的朋友（他们负责公共政策），也相信这一古典的故事：有了自由竞争，经济将自然地趋于充分就业。按照现代的说法，我的理论表明，花费更多的货币来创造工作机会将会“排挤”私人的支出，因为经济从根本上讲是供给约束而决不会是需求约束的，因而可利用的投资资源的数量是有限的。其他明智的男人们（和女人们？）怎能在大量失业的情况下相信这种故事我不得而知。我猜想我自己长期以来一定在潜意识地相信这一点，否则我决不会费心费力地去写两卷本《货币论》。放弃习惯的思维模式始终是很困难的，而且我意识到在《通论》中也有一些习惯的思维。由于我事先相当不谦虚地宣布《通论》是一部革命性的著作，因而这就给我最近一些古典/新古典对手们提供了进行攻击的借口——但对这一点攻击后来越来越多。 当《通论》出版时，几位与我一起工作的经济学家难以领会我在说什么。从当时的评论和我所持有的通信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Pigou把它描述为“对别人的讽刺评论的一个发源地”！确实，我的文体不是最好的，但我要辩白的是，我在写作该书时遇到了几个困难。由于在我之前不存在正式的宏观经济学，因此我不得不发明一整套新的术语。我的健康状况也较差，而且后来我在收入和度量单位的适当定义问题上陷入了困境。我最终用工资单位来衡量真实收入，即以具有小学一年级文化水平的劳动者的一小时就业为计量单位，其他文化程度劳动者的就业则以其工资对那一标准化单位的效率作为权重。现在，我认为当时没有必要把分析搞得那样复杂，而可以简单地采用一种价格指数。没有人会再关心工资单位，而且正如Bradford和Harcourt（第7章）指出的，我总是在不严格地使用工资单位的概念。在第21章“价格理论”中，我不加思索地采用了总体价格水平的分析。 可能我也应该以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