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性与感性夹缝中生存的尴尬.doc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东汉末年，一个叫焦仲卿的庐州小吏，一个叫刘兰芝的贤淑女子，为了捍卫圣洁的婚姻，作出了无奈而无悔的选择：一个“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一个“揽裙脱丝履，举身赴请池”，上演了一曲如泣如诉的“孔雀东南飞”。焦仲卿、刘兰芝被推上了反封建礼教楷模的位置，也为后人竖起了一座追求爱情幸福的丰碑。然而，许多人认为：焦、刘二人反抗封建礼教的力度是不相同的，刘兰芝的态度坚决而彻底，焦仲卿虽忠于爱情婚姻，却“只能消极反抗，忍辱负重”，在面对母亲与妻子的抉择时，显得无能为力。作为一个“仕宦于台阁”的男子，焦仲卿承受的负荷太重！在评价焦仲卿时，我们更应该透过他懦弱的表象，挖掘其思想根源与社会根源。焦母认为儿子“是大家子”，可见，焦仲卿出身于官宦人家，并且他还在庐州府作吏，虽然官阶不高，但已具有没“品”的资格。由此可以推知，焦仲卿接受的是封建正统思想的熏陶，早已将遵守封建社会的道德律令内化为一种自觉的行为，在潜意识里表现出对封建道德观念的认同。然而，焦仲卿也是一位丈夫，他对妻子刘兰芝的爱恋是十分真挚的。理性与感性构成了焦仲卿的二重人格，当道德律令与内心需求发生矛盾冲突时，人的生存处境会十分尴尬。而焦仲卿恰恰就是陷入了这样的尴尬处境中。一、面临坚守“孝道”与坚守婚姻理想冲突的尴尬中国封建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孝道”，晋武帝曾标示以“孝”来治天下。焦仲卿在坚守对妻子的爱情的同时也坚守着对母亲的“孝”。当焦仲卿得知刘兰芝被许配他人时，完全失去求生的欲望，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但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道德理性，使得他对母亲有无尽的牵挂：“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即使是在得知刘兰芝“举身赴请池”之后，他还“徘徊庭树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忠孝观，让他在坚守心中的婚姻信念时，备受道德律令的煎熬！在“孝”与“情”不能两全时，焦仲卿陷入了心的监牢里不能自拔。二、认同封建纲常与追求理想爱情冲突的尴尬当听到妻子被遣的消息时，他没有与母亲据理力争，只是小心地询问：“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透过焦仲卿对母亲的唯唯诺诺、谨小慎微的表象，探讨其思想根源就会发现：其一，在汉代，已经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青年人不能自主婚姻。从小失父的焦仲卿，其婚姻的大权自然在母亲的手中。由此推知，焦仲卿与刘兰芝的结合是其母亲一手操办的，焦仲卿自然也认同母亲有重新为自己选择婚姻的权利。当焦母决意遣刘兰芝回家为儿子重新择媳时，焦仲卿不可能对母亲的行为有过激的反抗，因而说辞苍白无力，即使对兰芝的爱是如此的坚贞。其二，焦母遣媳妇行为的背后有强大的理论后盾：据封建纲常《礼记?本命》记载：“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焦母遣刘兰芝是她认为媳妇“无礼节”，“举动之专由”，焦母的行为代表了当时的社会行为，符合社会的道德取向。而作为封建社会的士子，在焦仲卿的潜意识里对母亲的驱赶妻子的做法是认同的，他不可能严辞指责母亲的做法。 纯粹出于对妻子的爱，焦仲卿才苦苦哀求母亲：“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遭到母亲得拒绝之后，他直白地告诉妻子：“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这是对妻子坚贞地誓言。徘徊在“理”与“爱”之间，焦仲卿的生存处境十分狼狈。与母亲的冲突，对妻子的爱，让焦仲卿的二重人格发生尖锐冲突。在理与情的漩涡中，他始终被理亏、负疚所缠绕，既有对母亲的负罪，更有对妻子的负罪，而无法找到两全其美的人生路径，最后只有带着这种深深的负罪感，“自挂东南枝”，自己的生命成了理性与感性冲突的祭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