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目标的设定及演变.docx

一、引言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以下简称《公约》)确立的最终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这一水平应当在足以使生态系统能够自然地适应气候变化、确保粮食生产免受威胁并使经济发展能够可持续地进行的时间范围内实现。”作为框架性公约，这一目标只是定性表述了要稳定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但并未明确避免“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应把浓度控制在何种定量化的水平上。《公约》发布后，如何确定定量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长期目标成为后续气候变化科学评估和国际谈判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历次评估报告都对气候系统在不同排放情景的温升及其可能面临的风险做出过评估，但由于科学认知发展水平的局限，气候变化科学本身存在不确定性，排放和影响后果之间存在时间滞后和空间差异，加上危险水平的判定涉及非科学评估范畴的价值判断，因此IPCC的历次评估都没有从科学上认定应该用什么指标表征“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也无法单纯从科学上界定全球升温到何种程度是不可接受的。

与全球平均地表气温上升2°C的情景和影响有关的科学研究由来已久，但将“全球2°C温升目标”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目标，最早见于1996年的欧盟理事会会议决定。在欧盟的推动下，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和次年的坎昆气候变化大会后，将全球平均地表气温的上升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2°C以下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政治共识。2014年发布的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AR5)可以认为是基于可获得的研究成果，对全球平均地表气温上升2°C的变化进程、面临风险、排放空间及减排路径选择做出了系统的评估。在科学评估和一系列政治行动的推动下，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通过的《巴黎协定》将“把全球平均地表气温升幅控制在较工业化前水平的2°C之内，并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在较工业化前水平的1.5°C之内”作为其三个目标之一。至此，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目标从《公约》第二条关于稳定大气温室气体浓度水平的定性表述，演进为《巴黎协定》第二条包含具体数值的温升目标。

本文将从“全球2°C温升目标”的由来、IPCC历次评估关于《公约》第二条的结论，以及政治层面对温升目标的推动几个方面，分析应对气候变化长期目标的演进，并对未来科学评估、谈判进程及其对全球低碳发展走向的影响进行分析。

二、与2°C目标相关的早期科学研究基础

与全球平均地表气温上升2°C相关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欧洲自然和社会科学界为推动气候变化有关决策所做的探索性研究。根据Randalls对欧盟温升控制目标由来的综述，温度控制目标的提出与科学家对平衡气候敏感性的研究有很大关系。所谓平衡气候敏感性(equilibriumclimatesensitivity,ECS)是指均衡状态下，全球平均地表气温对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相对于工业化前加倍的响应。如果平衡气候敏感性为2°C,意味着二氧化碳浓度倍增(一般采用550ppm)将导致全球平均2°C的增温。1967年，Manabe和Wetherald最先用热平衡模式估算二氧化碳浓度倍增的温度响应大概的2°C，之后的气候变化科学尤其是气候系统模式的预估，都将二氧化碳倍增作为核心情景进行计算，相应的2°C温升的影响也成为当时气候变化研究关注的重点。实际上，最初ECS的值只是专家估计，后来IPCC第一到第三次评估报告，ECS均取值为1.5~4.5°C；IPCC第四次评估将ECS确定为2.0~4.5°C。在更多后续研究的基础上，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对这个问题做了细致的分析，认为ECS取值为1.5~4.5°C，极不可能低于1°C，很不可能大于6°C。气候变化的减缓政策和行动涉及一系列社会经济成本的估算和政策分析。1977年，Nordhaus探索性地用二氧化碳浓度倍增情景进行了气候变化的成本效益的分析，虽然从气候敏感性的估计值看，在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倍增并不唯一对应全球平均2°C的温升，但后续的应对成本效益分析都逐渐将二氧化碳倍增或2°C情景作为探索的起点，并得到了很多研究结论。

20世纪80年代IPCC发布第一次评估报告之前，关于气候变化的研究更多集中于人为温室气体排放和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与全球平均气温的关系，呼吁全球关注人为因素导致的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威胁，但当时没有足够的研究基础确定应该选择何种指标，以及用什么样的具体数值作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最终目标。此外，由于应对气候变化所涉及的领域复杂，在政治或政策层面的讨论也更倾向于对温室气体减排做出相对谨慎的表述，以等待进一步科学研究的成果。同一时期，有学者开始提出应从更广的视角对气候变化的阈值进行研究，确定在何种水平上的气候变化可以被接受或避免，即希望系统地评估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各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