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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司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访最高检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人、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副主任马骐 3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向十三届全国人大四 次会议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本报记者采访了最高检工作 报告起草组负责人、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最高检”）办 公厅副主任马骐，请他对报告进行解读。 记者：报告开篇讲到，共办理各类案件301万件，同比下降 19. 4%o检察工作力度加大了，为什么办案数还下降了? 马骐：司法机关办案的最佳效果是以案止案，推动全社会尊 法学法守法用法，使违法犯罪尽量少发生，最好是“天下无案”。 去年检察机关办案总量301万件，同比下降19. 4%o但细分起来, 其实是“一降一升” o 降的是检察机关“被动受案”的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申诉 案件。这些案件侦查机关移送、老百姓来申诉，检察机关才受理, 去年同比分别下降30. 6%、12.4%和46. 1%O这个下降是实实在在 的好事。一方面，说明疫情防控背景下，社会大局稳定，为依法 战疫筑牢了法治防线；另一方面，也说明经过为期三年的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社会治安秩序明显改善。去年受理审查起诉刑事案 件为近4年最低，严重暴力犯罪案件为近20年最低，人民群众 以更充实的安全感步入全面小康。 升的是检察机关“主动履职”的公益诉讼、诉讼监督案件。 这些案件由检察机关主动发现线索、开展监督，去年同比分别上 升19. 2%和9. 6%0这个上升，不是说执法司法机关问题更多了， 而是法律监督的要求更严、更实了，检察机关落实全面依法治国 更有力、更主动了。 记者：报告中特别强调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司法理念，对犯罪 分子轻缓处理会不会放纵犯罪？ .马骐：这个担心可以理解，但在司法实践中不会成为问题。 少捕慎诉慎押司法理念的提出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改革开放以 来，特别是过去20年间，我国刑事犯罪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概括来说就是：严重暴力犯罪持续下降，新型危害经济社会管理 秩序犯罪大幅上升。与之相对应，犯罪嫌疑人的审前羁押率，也 就是说审判前处于被拘留、逮捕状态的占比，从2000年的96. 8% 下降到2019年的63. 3%o尽管下降幅度比较大，但总体还比较 高，羁押状态下候审仍是常态。 对于涉嫌轻罪的犯罪嫌疑人，“构罪即捕” “一押到底”， 首先是不必要。捕、押的目的一是防止逃跑后继续实施犯罪，危 害社会。对于轻罪，又多是妨害经济社会管理秩序的非暴力犯罪, 这样的担心不大需要；二是担心串供、妨碍取证。对这类嫌疑人, 在决定不捕、不再羁押前，取证工作早已结束，总体搞清了案件, 担心也是不必要的。其次，捕、押也往往增长嫌疑人及其亲属的 对抗情绪，不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如果嫌疑人是科技创新骨干、 民营企业家等，仅因涉嫌轻罪就不加区分予以逮捕，还可能带来 不必要的科研中断、企业停产、工人失业等消极后果，使追诉犯 罪的社会成本增大。我们的司法理念要与刑事犯罪结构变化相适 应，重罪必须依法严惩，轻罪则应依法宽缓、少捕慎诉慎押，更 有利于教育改造、标本兼治。 记者：过去我们经常听说“大要案"，这次报告专门讲到用 心办好群众身边“小案”。如何理解“小案” ？ .马骐：司法案件绝大多数发生在群众身边，案值和影响可能 都不大。但每个案件都关系到涉案当事人的人生，对他们来说都 是“天大的事”。而且就是这些群众身边发生、大量民间纠纷中 产生的案件，最能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司法是不是公平正义。最高 检要求办案决不能只守住形式上“不违法”的底线，必须综合考 虑法理情，情同此心，让司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比如，报告中 提到的搬家公司敲诈勒索案，先低价揽活，约定好收费260元， 东西搬到目的地，却要收5000多元，不给钱就威胁、闹事，通 过这样的方式敲诈勒索31起。单论数额，算不上“大案”，但 搬家遇到敲诈勒索，肯定影响乔迁新居的幸福感。像这样的案件, 就要依法严惩。 记者：报告专门拿出一部分，强调“降低不该有的维权成本, 提高必须有的违法代价”，有何特殊考虑? 马骐：围绕“降低不该有的维权成本，提高必须有的违法代 价”这个主题，报告系统强调了几个司法理念。比如，轻罪不是 无罪，更不是无害，可依法轻处但决不放纵。这些年来，随着刑 事犯罪结构变化，严重暴力犯罪占比持续下降，轻罪占比上升， 判处不满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案件占比从2000年的53. 9%升 至2020年的77.4%。但是轻罪也必须明晰行为性质，让社会公 众既享受法律的保护又感受法律的威严。媒体普遍关注的“取快 递女士被造谣出轨案”，违法成本很低，却给当事人带来了不可 逆转的伤害，工作、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甚至被公司劝退。最高 检关注到这起案件后，认为此类严重危害网络社会秩序案，司法 机关应担追诉之责，不能让受害人仅以一己之力维权，指导浙江 检察机关建议公安机关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