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集序》背景探究.docVIP

《兰亭集序》背景探究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是一篇情真语笃，朴素自然的优美散文，不但在东晋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声誉。它一反当时“清虚寡欲，尤善玄言”的风气和追求骈体的形式主义之气，即清谈之风，这种清谈之风是魏晋时期崇尚虚无空谈名理的一种风气。始于魏，上承东汉末清议，从品评人物转向以谈玄为主，以《周易》《老子》《庄子》“三玄”为基本内容，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经义，摈弃世务，专谈本末、体用、有无、性命等抽象玄理，到晋王衍辈，清谈之风大盛，东晋佛学兴起后渐衰。 　　 两晋时期，政治恐怖，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倾轧，残杀现象时有发生。当时士大夫不满，都普遍崇尚老庄，追求清静无为自由放任的生活。所以玄学盛行，对士人的思想，生活以及文学创作都产生了很复杂的影响。导致文学创作内容消沉，出世入仙和逃避现实的情调很浓。尤其是东晋时期，清谈老庄玄理的风气很盛，是玄言文学泛滥之时。 　　 从汉末清议到魏晋玄谈，谈论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然而谈论的风气则有增无减。清谈成为士族生活的必需，人们的才智全倾注于谈辩。玄谈的课题主要有才性四本论、声有无哀乐、养生论、言意之辩以及圣人有情或无情等。这些玄谈的主题，经由正始到竹林七贤时期大致完成。玄谈由正始经竹林、西晋到东晋，发展到最盛，特别是东晋，几乎全为清谈笼罩。 　　 一、士人清谈之风形成的原因 　　 首先，清议引发的党锢之祸的教训，使清议转向清谈。东汉中期以后，外戚、宦官专权，政治日益腐败，面对黑暗的政治现实，以太学生为代表的一些知识分子对此持批评态度，他们站在正直的立场上抨击朝政的腐败，这在当时称为清议，但遭到当权宦官的镇压。宦官制造“党锢之祸”，在这种残酷的政治迫害下，许多仕人和知识分子不敢过问政治，采取消极避世态度，纷纷转向抽象哲学讨论为主的清谈。 　　 其次，魏晋士族地主势力的发展及其不同集团之间的斗争，使玄学在短期内蔚然成风。魏晋是士族地主势力最盛时期，清谈士人多出自士族，他们在经济上有大量的田产，在政治上把持中央和地方权力，享有特权，士族的腐朽性、寄生性导致他们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讲究处世哲学，渴望在乱世中保全自己，维护特权利益。魏晋时期，农民起义失败，农民在短期内还没有力量推翻地主阶级，于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暂时上升为主要地位。这样的政治斗争表现在门阀士族之间的争权夺利，相互倾轧，特别是在司马氏取代曹魏政权前后，不同政治集团互相杀戮，那些世家大族为明哲保身，逃避现实，走向坐而论道，故清谈之风盛行。 　　 再次，从学术思想本身的发展来看，儒学经学经历两汉发展已到烦琐支离、失去它的理论武器作用时，自然被统治者放弃。东汉末期以来，豪强地主恶性发展，对中央离心倾向加强，东汉王朝对全国的控制力量日益削弱。同时，由于黑暗腐朽的统治，农民起义频繁，封建统治面临严重危机。在意识形态上居支配地位的儒家今文经学和谶纬，内容空虚荒诞，只能用神学说教为东汉统治作无为的粉饰，无助于解决实际的政治问题。一些士人杂采儒家、道家、法家、名家思想，企图消除危机，这部分地突破了儒家思想的限制，对于魏晋哲学思想的发展，客观上起着一定的影响。黄巾起义后，东汉政权瓦解，儒家思想因之受到打击，这对于名、法、道等思想的传播更为有利。 　　 第四，强调人的社会性的儒家学说与强调人的自然性的道家学说之间长期斗争的产物。自人类社会产生后，个体与社会整体之间就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在中国古代社会则表现为强调社会整体伦理原则的儒家学说与强调个体自由的道家学说之间的冲突。东汉时期，儒家的伦理观被提高到绝对地位，外化为“名教”之治，彻底扼杀了个人自由，把人变成了实现政治伦理目的的工具，个性的极端压抑所形成的巨大社会反弹力，在汉末魏晋之际的思想解放运动中迸发出来，形成了不可抗拒的追求人性自由的时代潮流。 　　 二、清谈所产生对文化及历史之影响 　　 汉代独尊儒术后，早期玄学对打破经学对思想界的禁锢起了一定的作用，玄学的思辨形式也刺激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并为一部分士大夫蔑视礼法和追求个人自由创造了条件。魏晋时期建安文学的兴起，与突破两汉儒家观念，弘扬个体情致的思潮相一致，是重新寻找人生价值，确定新的审美文化走向的过程。如名士嵇康富于正义感和反抗性，对当时政治的黑暗、虚伪的礼教、礼法之士极为不满，公开发表离经叛道的言论，对司马氏揭露嘲讽，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主张，主张回归自然，厌恶儒家各种人为的繁琐礼教，不仅冲击了名教礼法，而且突破了何晏、王弼调和儒道的“名教本于自然”的思想。 　　 对于魏晋清谈之士来说，人应当按每个人生来具有的个性去生活，应当想哭就哭，想笑就笑，率性而为，不拘礼仪，动作顺其个性自然;为了达到功利目的而虚伪掩饰自己，则是最丑陋、最庸俗的。然而，彻底“离俗”是不可能的。自由的“飘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