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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罗马：中意考古队庞贝发现唐代丝绸，改写中欧贸易史

引言

2023年11月29日，罗马大学考古系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考古队在意大利庞贝古城遗址的“银婚之屋”（CasadegliArgenti）内，公布了一项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在一处保存完好的木柜残骸中，出土了7块叠压存放的唐代丝绸残片。这些丝绸残片虽历经千年，仍保留着清晰的联珠对鸟纹与宝相花纹样，经碳14测年确认其年代为公元7至8世纪，恰值中国唐代的鼎盛时期（618-907年）。这一发现不仅将中国丝绸抵达地中海的时间从传统认知的13世纪（马可·波罗时代）前推了600余年，更首次以实物证据证实了唐代与罗马帝国（此时为东罗马帝国）存在直接贸易往来，为重新绘制古代中欧贸易路线图提供了关键支点。

一、发现背后：庞贝遗址的“时间胶囊”与考古团队的精细作业

（一）庞贝：被火山封存的“古代生活实验室”

庞贝古城因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被火山灰与浮岩掩埋，其遗址被称为“时间胶囊”，完整保留了罗马帝国晚期（公元1世纪）的城市格局、建筑细节与日常生活场景。此次发现的“银婚之屋”是庞贝最负盛名的贵族宅邸之一，因墙壁镶嵌银箔装饰得名，考古记录显示其在火山爆发前仍在使用中。然而，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庞贝遗址的文物层仅覆盖至公元79年，此次发现的唐代丝绸却打破了这一认知——经地层学分析，丝绸出土于宅邸二层的木柜内，其所在的文化层叠加于火山灰层之上，属于公元6-8世纪的“后庞贝时期”堆积，表明该区域在火山灾害后曾被部分清理并重新利用。

（二）中意联合考古：从“土堆”到“丝绸”的720天

此次发现得益于中意两国考古学家的深度合作。自2021年起，中方团队携带中国丝绸博物馆研发的“丝绸文物微损检测箱”，与意方团队共同对“银婚之屋”进行系统性考古发掘。在清理木柜残骸时，考古队员注意到柜内有深褐色板结物，初步判断为有机物残留。通过激光三维扫描与X射线荧光光谱仪（XRF）预检测，发现板结物中存在高含量的丝氨酸（蚕丝蛋白特征氨基酸），随即启动“最小干预”保护流程：使用冷冻干燥技术软化板结层，配合微型手术刀与纳米级毛刷逐层剥离，最终在第12层剥离时，露出了第一片带有联珠纹的丝绸残片。据中方领队、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主任王磊回忆：“当丝织物的光泽透过显微镜镜头显现时，整个考古棚都响起了欢呼声——我们知道，这可能改写历史。”

二、丝绸解码：从工艺特征到产地溯源的科技实证

（一）微观世界的“唐代密码”：纺织工艺与染料分析

为确定丝绸的年代与产地，中意联合实验室对残片进行了多维度科学检测：

纺织结构分析：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SEM）观察，丝绸采用“Z型强捻”经线与“S型弱捻”纬线交织，织物组织为“斜纹经重组织”（即唐代文献中记载的“绫”），这是初唐至中唐时期中原地区官营织锦坊的典型工艺。

纹样特征比对：残片上的联珠对鸟纹以联珠圈为框架，内绘对称的振翅朱雀，联珠圈外点缀宝相花，与陕西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联珠对鸟纹锦”、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宝相花纹绫”纹样高度一致，其中朱雀尾部的“三尾分岔”画法更是初唐宫廷织锦的独有标识。

染料成分检测：使用拉曼光谱仪分析，红色染料为茜草素（茜草提取物），蓝色为靛蓝（蓼蓝发酵产物），黄色为栀子黄素，均为唐代中原地区常用植物染料；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残片边缘检测到微量的“石青”（蓝铜矿研磨颜料），这与《唐六典》中“高级织物需以矿物颜料勾边”的记载吻合，暗示其可能为官方作坊生产的“贡锦”。

（二）产地溯源：从长安到庞贝的“物质证据链”

结合工艺特征与历史文献，考古学家进一步锁定了丝绸的产地：

官营作坊的“身份标识”：唐代丝绸分为官营“少府监织染署”制品与民间私营作坊制品，官营丝绸因“物勒工名”制度，常通过纹样、染料组合体现等级。此次发现的丝绸采用“斜纹经重组织”与“矿物颜料勾边”，符合《新唐书·百官志》中“供御锦”的工艺标准，推测为长安少府监下属“绫锦坊”生产。

贸易路线的“时间锚点”：碳14测年显示丝绸生产年代为公元630-710年（对应唐太宗至睿宗时期），而庞贝遗址“后火山层”的形成年代为公元550-800年，两者时间重叠，排除了后世带入的可能。结合同时出土的东罗马金币（希拉克略王朝，610-641年）与波斯萨珊王朝银币（库思老二世，590-628年），可构建“长安→中亚粟特商路→波斯→东罗马→庞贝”的贸易路线。

三、历史重写：从“间接贸易”到“直接连通”的认知突破

（一）传统叙事的“三大误区”

在此次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欧贸易的认知主要基于文献与零星实物，存在三大误区：

时间上限误区：传统认为中国丝绸大规模进入欧洲始于13世纪的蒙元时期（如马可·波罗记载的“契丹丝绸”），此前仅有罗马文献中“赛里斯国（丝国）产丝”的模糊记载（如老普林尼《自然史》），缺乏实物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