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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海东市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清晨的风裹着海东特有的青稞香，钻进海东市第一中学的校门口。初三的小杨攥着红马甲边角站在旗杆下——那是他上周去社区做志愿者的“装备”，口袋里还塞着张皱巴巴的纸条，写着“王奶奶要我明天教她发语音”。旁边的小李抱着个玻璃罐，里面装着刚从学校试验田摘的小番茄，罐身贴着手写的标签：“第12天的番茄，酸中带甜，像第一次做演讲时的心情”。这些细碎的、带着温度的片段，正顺着学校门口的梧桐树影，钻进每个孩子的“成长记录袋”里——那是海东市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最鲜活的注脚。

不是“打分表”，是“成长的脚印”

第一次翻开综合素质评价手册时，很多孩子都愣了：没有“思想品德”的分数栏，没有“社会实践”的达标线，反而有一大块空白页，写着“我做过的最开心的事”“我帮别人解决的小麻烦”“我发现的小秘密”。就像六年级的小卓说的：“以前的手册是‘光荣榜’，只贴奖状；现在的手册是‘故事本’，要贴我教奶奶视频通话的照片，写我种土豆时蹭满泥土的手的感受。”

海东市教育局的李老师说，最初设计评价体系时，他们走了二十多所农村中学，蹲在田埂上跟学生聊：“你们觉得自己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有个扎羊角辫的女孩说：“我会编土族的‘盘绣’，妈妈说我编的蝴蝶比她的还活；还有个男孩挠着头笑：“我能把破自行车的链条修好，上次帮隔壁爷爷修完，他塞给我一把煮玉米，说比买的甜。”这些“不显眼的厉害”，恰恰是综合素质评价要接住的——它不是用“优秀、良好”给孩子贴标签，而是把“会编绣”“会修自行车”“会帮奶奶剥毛豆”这些“小事”，郑重其事地放进成长档案里。就像小卓的“故事本”里夹着一张皱巴巴的纸条，是养老院张奶奶写的：“小卓的二胡拉得像泉水流，我想起我孙女小时候坐在我腿上唱儿歌的样子。”旁边有小卓的批注：“那天我本来怕拉错，可张奶奶握着我的手说‘慢慢来，我等你’，原来帮忙不是‘做得好’，是‘愿意做’。”

不是“要我做”，是“我想做”

去年秋天，海东市第二中学的小张火了——他拍的“土族刺绣传承”短视频，被县文化馆转到了公众号，镜头里的他蹲在刺绣坊里，举着外婆的绣品说：“这朵花要绣七十二针，每针都要顺着丝线的纹路，就像外婆说的‘做人要走直路’。”谁能想到，半年前的小张还躲在教室最后一排，数学卷子翻到第三页就皱眉头。改变是从一次班会开始的：老师拿出他手机里的短视频说：“你拍的刺绣，比我见过的任何一篇‘传统文化论文’都生动，要不要把这个放进综合素质评价？”

就像往平静的湖里扔了颗小石子，小张的世界突然活了：他跟着外婆学绣“富贵牡丹”，跟着文化馆老师做“刺绣小课堂”的PPT，甚至主动找数学老师问：“我想算一下，绣一朵花要多少丝线，该用什么公式？”现在的小张，综合素质评价手册里夹着三样东西：外婆的绣线、短视频的截图、数学老师写的评语：“你用数学算绣线的样子，比任何一次考试满分都亮。”

这样的故事在海东的校园里随处可见：以前内向到不敢跟同学说话的小李，因为在“农田实践课”里种出了全校最大的土豆，写了篇《土豆的成长日记》，里面写“土豆发芽时要盖薄土，就像妈妈给我盖被子——不能太厚闷坏芽，不能太薄冻着根”；以前总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的小夏，因为帮养老院的爷爷们修好了三台旧收音机，得了“社区小工匠”的称号，现在会主动举着手说：“老师，我想帮班里修坏了的拖把！”

不是“判官”，是“一起聊的人”

上个月开家长会，小宇的妈妈握着评价手册哭了：“以前我只会问‘数学考了多少’，今天翻手册才看见，他上周去养老院表演魔术时，拍的照片里，有个爷爷攥着他的手，笑出了眼泪。手册里还有他写的话：‘爷爷说我变的魔术比电视里的好，因为我变完会帮他擦眼镜。’我才知道，我儿子不是‘只会玩手机的小孩’，他是能让别人开心的‘小魔术师’。”

在海东的中学里，老师和家长的角色早变了——不是“检查者”，是“倾听者”。比如班主任王老师，每周都会抽两节课，跟学生围坐在教室后面的“成长角”：“你最近做的环保调查，最让你生气的是什么？”“你教同学做手工时，有没有觉得‘原来我这么会说话’？”而家长会上，再也没有“全班排名”的PPT，反而有“孩子帮我做过的事”的分享：“我家孩子上周帮我卖烤馍，站在摊前喊‘刚出锅的烤馍，热乎的’，比我喊得还响，那天多卖了二十个”“我家孩子给我写了张便签，贴在冰箱上：‘妈妈，你煮的粥太烫，要放三分钟再喝’，我盯着那张便签看了半小时”。

就像小宇的妈妈说的：“以前我觉得‘综合素质’是‘额外的作业’，现在才明白，它是让我蹲下来，好好看一眼我的孩子——不是看他的分数，是看他蹲在地上帮奶奶系鞋带的样子，看他举着自己种的黄瓜笑出小虎牙的样子，看他为了做手工熬夜剪彩纸的样子。这些样子，比任何分数都珍贵。”

不是“要完美”，是“做真实的自己”

今年春天，海东市举办“中学生成长故事分享会”，台上的小薇捧着自己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