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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勾栏瓦舍与市民文化兴起

引言

当我们翻开宋代的历史长卷，会发现一个与汉唐盛世截然不同的文化景观：长安的宫殿巍峨虽仍在记忆中，但汴京（今开封）、临安（今杭州）的街头已涌动着鲜活的市井气息。在城墙内的市井深处，一种名为“勾栏瓦舍”的场所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是用竹木搭建的棚屋，是人声鼎沸的剧场，更是市民文化的“孵化器”。从勾栏瓦舍的喧嚣中，我们能听见说书人抑扬顿挫的“话本”、看到杂剧演员夸张的表演、闻到茶棚里飘出的香气。这一切，都指向一个深刻的历史变革：中国古代城市从“政治中心”向“文化消费中心”的转型，市民阶层从“沉默的大多数”走向“文化创造的主体”。宋代勾栏瓦舍与市民文化的兴起，不仅是城市空间的重构，更是中国社会结构与文化形态的一次重要跃升。

一、勾栏瓦舍：市民文化的物质载体与空间革命

（一）勾栏瓦舍的起源：从坊市制瓦解到市井空间的解放

要理解勾栏瓦舍的出现，必须回到宋代城市格局的剧变。唐代以前，中国城市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居民区（坊）与商业区（市）被围墙严格分隔，交易时间限定在“日中为市”，夜晚则实行宵禁。这种制度下，城市的文化活动集中于宫廷、士大夫阶层或宗教场所，普通市民的文化需求长期被压抑。

宋代是这一制度的“破局者”。随着农业生产力提升、手工业繁荣（如瓷器、纺织业）、海外贸易兴盛（泉州、广州成为重要港口），城市人口急剧膨胀。据记载，北宋汴京人口突破百万，南宋临安更达“百万人家”。人口的聚集带来商业的繁荣，原本封闭的坊墙逐渐被打破，“侵街”现象屡禁不止——店铺、茶肆、酒坊开始沿街道分布，夜市、早市兴起，城市空间从“块状分割”变为“线性延伸”。这种变化为勾栏瓦舍的出现提供了土壤：当市民可以自由在街道间流动，当商业活动突破时间限制，专门的文化消费场所便有了存在的必要。

“瓦舍”之名，便源于这种“瓦合易散”的临时建筑——早期的瓦舍多为竹木搭建的棚屋，顶部覆盖瓦块，既便宜又便于搭建；“勾栏”则指瓦舍内用栏杆或布幔分隔出的表演场地，“勾”有“勾连”之意，形容观众被表演吸引、聚集不去。《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可见其规模已相当可观。

（二）勾栏瓦舍的形态：功能复合的“市民文化综合体”

勾栏瓦舍绝非单一的剧场，而是集表演、消费、社交于一体的“文化综合体”。其内部空间可分为几个功能区：

首先是表演区，即“勾栏”。每个勾栏设舞台（通常高约三尺，用木板铺就）、后台（供演员换装、候场），观众席则为阶梯式或环形，前排为“坐席”（有桌椅），后排为“立席”，可容纳数十至数百人。不同勾栏有不同的表演特色：有的专演杂剧，有的主打说书，有的以杂技、驯兽吸引观众。

其次是消费区。瓦舍内遍布茶坊、酒肆、食摊，《梦粱录》提到临安瓦舍“向晚，仍有卖卦人、盘卖饮食、朴刀、杆棒、红拳、相扑之类”。观众可以边看表演边喝“点茶”、吃“旋煎羊白肠”“冰雪冷元子”等小吃，消费与娱乐高度融合。

最后是社交区。瓦舍不仅是娱乐场所，更是市民的“公共客厅”：小商贩在此推销货物，文人在此听书交友，工匠在此讨论技艺，甚至媒婆也会来此“相人”。《武林旧事》记载，临安瓦舍中“有说经者，有说参请者，有说诨经者”，不同身份的人在此交汇，形成了开放的社交网络。

（三）勾栏瓦舍的运营：从“草台班子”到职业化的生态链

勾栏瓦舍的繁荣，离不开成熟的运营机制。其核心是“商业化”与“职业化”：

从艺人角度看，唐代的“乐户”多为官属，依附于宫廷或贵族；宋代的勾栏艺人则多为“民间职业艺人”，他们或隶属于瓦舍的“行院”（演出团体），或独立“走场”，收入主要来自观众的“打赏”（称为“花钱”）和瓦舍主人的分成。据《都城纪胜》记载，优秀的说书人“日获数千钱”，收入甚至超过普通工匠。

从瓦舍主人角度看，他们多为“瓦子户”（专门经营瓦舍的商人），通过租赁场地、收取入场费（“看棚钱”）、抽取艺人收入分成获利。为吸引观众，瓦舍主人会刻意打造“差异化”：有的瓦舍以“新奇杂技”为招牌，有的以“名家说书”为卖点，甚至会提前张贴“招子”（海报）宣传演出内容。

从观众角度看，勾栏瓦舍的门槛较低：普通市民只需花费几文钱即可入场，经济条件稍好的可以点茶要酒。这种“低消费、高参与”的模式，使勾栏瓦舍成为覆盖工匠、小商贩、书生、主妇等多阶层的公共空间。

二、市民文化的多元呈现：勾栏瓦舍中的精神图谱

（一）表演艺术的世俗化：从雅乐到“杂戏”的转型

宋代以前，主流文艺形式（如唐诗、汉赋）多为士大夫阶层创作，内容侧重“载道”“言志”；而勾栏瓦舍中的表演艺术，则彻底转向“娱人”“悦众”，呈现鲜明的世俗化特征。

最具代表性的是“说话”（即说书）。据《都城纪胜》记载，“说话”分为四家：“小说”（讲市井故事，如《碾玉观音》《快嘴李翠莲》）、“讲史”（说历史演义，如《三国志平话》）、“说经”（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