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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社会救济制度与贫困治理

引言

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与制度文明发展的重要转折期。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城市人口的激增以及土地兼并的加剧，社会贫困问题呈现出与前代不同的复杂性——既有因自然灾害引发的突发性贫困，也有因生产资料匮乏导致的持续性贫困；既有乡村自耕农的生存困境，也有城市流民的生计危机。面对这一局面，宋代统治者在继承汉唐救济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构建了覆盖灾荒、日常、特殊群体的多层次社会救济体系，形成了“官方主导、民间辅助、制度规范”的贫困治理模式。这一制度不仅有效缓解了社会矛盾，更在中国古代社会保障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分类救助”“多元参与”等理念至今仍具借鉴意义。

一、宋代社会救济制度的历史渊源与时代需求

（一）汉唐传统的继承与突破

中国古代社会救济思想可追溯至《周礼》“保息六政”（慈幼、养老、振穷、恤贫、宽疾、安富），历经汉唐发展，逐渐形成以仓储制度为核心的救济框架。汉代的常平仓通过“谷贱时增价而籴，谷贵时减价而粜”调节粮价，初步具备了平抑灾荒的功能；唐代则进一步完善了义仓制度，规定按田亩征收粮食储备，用于地方灾荒赈济。宋代在继承这些传统的同时，突破了单一仓储救济的局限，将救济范围从“救急”拓展到“救穷”，从“灾荒”延伸到“日常”，并针对不同贫困群体设计了专项救助措施，使救济制度从“应急性”向“系统性”转变。

（二）宋代社会变迁的推动

宋代社会的三大变迁直接催生了救济制度的创新：其一，人口激增与土地矛盾。据估算，宋代人口峰值突破1亿，而“不立田制”的土地政策导致大量自耕农失去土地，沦为佃农或流民，贫困群体规模空前扩大；其二，城市经济的繁荣。汴京、临安等百万人口级城市兴起，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但城市就业机会有限，形成了“浮浪无根”的城市贫困阶层；其三，商品经济的渗透。货币经济发展使贫困问题从“缺粮”扩展到“缺钱”，传统以实物救济为主的方式已难以满足需求，货币赈济、以工代赈等新形式应运而生。这些变化迫使统治者必须构建更精密、更灵活的救济体系。

二、宋代社会救济制度的体系构建

（一）灾荒救济：应对突发性贫困的核心机制

灾荒是宋代贫困的主要诱因之一，水旱、蝗灾、地震等灾害频发，仅北宋167年间有记载的重大灾害就达433次。针对这一问题，宋代构建了“预防-应急-善后”的全流程灾荒救济体系。

预防阶段以仓储为基础，形成了常平仓、义仓、社仓、广惠仓等多元仓储网络。常平仓由中央直接管理，主要用于调节粮价；义仓由地方政府征收，储备本地灾荒；社仓则由民间管理，以村落为单位自发储粮，更贴近基层需求。应急阶段强调快速响应，规定地方官员需在灾害发生后3日内上报，朝廷根据灾情等级拨付钱粮，同时允许开仓放粮、减免赋税。例如，遇大旱时，官府会组织“粥厂”，每日向灾民发放米豆熬制的稀粥，确保其不至于饿毙；对无家可归者，官府则开放官舍、寺院作为临时安置点。善后阶段注重恢复生产，通过“以工代赈”组织灾民修河筑堤、开垦荒地，既解决了工程劳动力问题，又让灾民通过劳动获得报酬，避免因长期依赖救济丧失生产能力。

（二）日常救济：覆盖常态化贫困的福利网络

除灾荒外，宋代还有大量因年老、疾病、残疾、丧亲等原因陷入贫困的群体，对此朝廷建立了以“三院”（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为核心的日常救济机构。居养院主要收养鳏寡孤独、无依无靠的老人和儿童，规定“凡鳏寡孤独贫乏不能自存者，知州、通判量度支给”，院内提供食宿、衣物，甚至安排专人照顾生活；安济坊是专门的医疗救济机构，收治贫困患病者，由政府聘请医生坐诊，免费提供药物，部分地区还规定“病愈者可留院服役，以工抵费”；漏泽园则是公共墓地，用于安葬无人收殓的贫困死者，避免尸骸暴露引发瘟疫。这些机构的运营费用主要来自财政拨款，部分资金通过“没官田产”（没收的违法者田产）的租金补充，确保了日常救济的持续性。

（三）特殊群体救助：精准化治理的早期实践

宋代救济制度的一大亮点是针对特殊群体设计了专项救助措施，体现了“分类施助”的理念。例如，针对“生子不举”（因贫困弃婴）问题，朝廷设立“举子仓”，规定贫困家庭生育子女可申请米粮补助，部分地区还延长至婴儿三岁；针对士人贫困，通过“学田”制度保障寒门学子的基本生活，学田收入用于支付学生的食宿、书籍费用，使“虽穷乡僻壤，亦有读书之人”；针对退役士兵和阵亡家属，建立“优恤制度”，发放钱米、分配土地，避免其因失业陷入贫困。这些措施不仅解决了特定群体的生存问题，更通过保障“人力资本”促进了社会流动，例如许多受学田资助的学子最终通过科举入仕，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

三、宋代贫困治理的运行机制与特色

（一）多元主体协同：官方主导与民间参与的结合

宋代救济并非政府“单打独斗”，而是形成了“官方主导、民间辅助”的多元参与格局。中央层面，户部负责统筹规划，礼部、工部等部门协同配合；地方层面，知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