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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灵活用工的工伤保障制度完善

引言

随着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互联网灵活用工已成为我国就业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卖骑手穿梭于街头巷尾、网约车司机昼夜奔波接单、网络主播在直播间持续互动……这些依托互联网平台的新型用工模式，既满足了消费者对便捷服务的需求，也为大量劳动者提供了灵活就业机会。据统计，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达数亿人，其中相当一部分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就业。然而，与这种新兴就业形态相伴而生的，是日益突出的工伤保障问题——外卖骑手因交通事故受伤却无法认定工伤、网络主播直播时突发疾病被平台以“非工作时间”为由拒绝赔偿、家政服务人员在雇主家中摔伤难以追溯责任主体……这些案例频繁见诸报道，暴露出互联网灵活用工群体在工伤保障领域的制度性缺口。完善互联网灵活用工的工伤保障制度，不仅是维护劳动者基本权益的必然要求，更是推动平台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关键环节。

一、互联网灵活用工的工伤保障现状与核心矛盾

（一）互联网灵活用工的特征与工伤风险特殊性

互联网灵活用工区别于传统劳动关系的核心，在于“灵活性”与“平台依赖性”的深度融合。从用工模式看，劳动者与平台之间多通过电子协议建立合作关系，工作时间、地点、任务量由劳动者自主决定，平台仅提供信息匹配、订单派发和报酬结算服务；从就业形态看，既包括全职型的“专送骑手”“专职司机”，也包括兼职型的“众包骑手”“顺路接单司机”，甚至存在“一人多平台”的复合就业现象。这种灵活性虽提升了就业弹性，但也放大了工伤风险的复杂性。

具体到工伤风险类型，互联网灵活用工群体面临的风险呈现“三高一分散”特点：一是交通事故高发，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因长时间在路上行驶，遭遇碰撞、摔倒等事故的概率远高于传统行业；二是职业劳损高发，网络主播、在线客服等需长时间保持固定姿势，颈椎、腰椎疾病和视力损伤问题普遍；三是突发疾病风险高，部分岗位因工作强度大（如夜间直播、连续接单），劳动者突发心脑血管疾病的案例时有发生；四是风险场景分散，劳动者工作地点不固定（如上门家政服务、户外拍摄），事故发生地可能涉及居民小区、商业场所甚至偏远区域，责任认定难度大。

（二）现行工伤保障制度的覆盖缺口

我国现行工伤保障体系以《工伤保险条例》为核心，其适用前提是“存在劳动关系”。然而，互联网灵活用工的“去劳动关系化”特征，直接导致了制度覆盖的“断层”。一方面，劳动关系认定标准滞后。传统劳动关系认定强调“人格从属性”（如服从用人单位管理）、“经济从属性”（如依赖用人单位报酬）和“组织从属性”（如纳入用人单位生产体系），但互联网灵活用工中，劳动者可自主选择接单、拒绝派单，工作方式相对自由，平台通常不直接管理劳动者考勤，仅通过“算法”间接约束，这种“弱从属性”关系难以被现行法律界定为标准劳动关系。

另一方面，参保渠道存在障碍。根据现行规定，工伤保险需由用人单位为职工缴纳，而互联网平台多以“合作方”“外包商”身份与劳动者签订协议，既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也不为其缴纳工伤保险。即便是部分平台为劳动者购买的“商业意外险”，其保障范围也存在明显局限：赔付金额通常低于工伤保险（如伤残补助金可能仅覆盖部分医疗费用）、理赔条件严苛（需提供复杂证明材料）、对职业病和长期康复需求缺乏支持。

（三）典型案例暴露的制度痛点

以某外卖骑手王某的工伤纠纷为例：王某在送餐途中被机动车撞倒，导致腿部骨折。事故发生后，王某要求平台承担工伤赔偿责任，但平台以“双方为合作关系，非劳动关系”为由拒绝。王某尝试通过法律途径维权，却因无法提供“工资单”“考勤记录”等传统劳动关系证明材料（平台仅通过电子系统发放报酬，无纸质记录），最终被认定为“不存在劳动关系”，无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类似案例中，劳动者往往陷入“维权无门”的困境：若选择诉讼，需承担高昂的时间和经济成本；若接受平台的“一次性补偿”，则可能被迫放弃后续治疗的保障。这些案例集中反映出当前制度在“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平台责任界定”“劳动者权益救济”等关键环节的缺失。

二、互联网灵活用工工伤保障制度困境的深层成因

（一）法律规范的滞后性与新型用工形态的冲突

我国劳动法律体系构建于工业经济时代，其核心逻辑是“标准劳动关系+工伤保险”的二元结构。而互联网灵活用工的兴起，打破了这种“非此即彼”的劳动关系认定框架，形成了大量“介于劳动关系与民事关系之间”的新型用工关系。现行《劳动合同法》《工伤保险条例》未对这类新型关系作出明确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有的法院基于“平台通过算法实质控制劳动者”认定为劳动关系，有的则基于“劳动者工作自由”认定为民事合作关系。法律规范的模糊性，既让劳动者权益缺乏稳定预期，也让平台企业对责任边界产生困惑。

（二）工伤保险制度的传统设计与灵活就业需求的不匹配

传统工伤保险制度以“用人单位+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