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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札撒制度与多族行政管理

一、引言：多元帝国的治理挑战与制度回应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其疆域横跨欧亚大陆，境内民族构成之复杂、文化形态之多元，远超此前历代王朝。蒙古、汉、女真、契丹、畏兀儿、吐蕃、回回等数十个民族共同生活在帝国版图内，语言、习俗、经济模式差异显著：既有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群体，也有精耕细作的农耕民族；既有信仰藏传佛教的吐蕃人，也有尊奉伊斯兰教的回回商队。如何在保持蒙古统治权威的同时，实现多族共居的社会稳定，成为元廷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

在此背景下，源自蒙古传统的“札撒”制度与多族行政管理体系的互动，构成了元代治理的关键线索。札撒（Jasaq）作为蒙古社会长期形成的法律与行为规范，既包含对草原游牧秩序的维护，也蕴含着成吉思汗时代确立的统治原则；而元代多族行政管理则是在疆域扩张与民族融合中逐步构建的实践体系。二者的结合，既体现了蒙古统治者对自身传统的坚守，也反映了对多元社会现实的适应，为理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重要视角。

二、札撒制度的渊源、核心与演变

（一）从蒙古传统到成文法典：札撒的形成脉络

札撒的起源可追溯至蒙古部落时代的“约孙”（Yosun），即口耳相传的习惯法。这些习惯法涵盖婚姻禁忌、草场分配、血亲复仇、宗教仪式等内容，是维系草原部落秩序的核心规则。例如，蒙古人传统上禁止污染水源、禁止在草原上焚烧草木，这些规则直接服务于游牧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为强化中央权威、整合离散的部落，开始将分散的“约孙”系统化为成文的“札撒”。据《世界征服者史》记载，成吉思汗召集各部首领“重新确定了训言、法令和古来的习惯”，最终形成《大札撒》（YekeJasaq）。这部法典不仅保留了草原习惯法的核心，还融入了成吉思汗的政治智慧：如明确汗权至高无上，规定“凡不遵札撒者，必罚无赦”；强调军事纪律，要求“战时临阵脱逃者，斩；战利品须上交分配”；同时对商业贸易、外交礼仪等新领域作出规范，为蒙古帝国的扩张提供了制度支撑。

窝阔台、蒙哥等后续汗王在位期间，札撒不断被补充完善。例如窝阔台时期新增了关于驿站管理的条款，要求“每站须备良马二十匹，供使者换用；延误军情者，杖责三十”；蒙哥则针对征服地区的治理，加入“禁止士兵随意屠杀降民”的规定。至忽必烈建立元朝后，札撒的地位虽因汉法引入有所调整，但其核心原则（如对汗权的维护、对游牧传统的尊重）始终贯穿于元代政治实践中。

（二）札撒的核心内容：习惯法、行政规范与刑罚体系

札撒的内容可大致分为三类：其一为草原习惯法的延续，如“禁草生而镬地者，禁遗火而燎原者”，通过保护草场资源维持游牧经济基础；“收继婚制”（即弟娶寡嫂、子娶庶母）则是为避免家族财产外流而形成的婚姻规则。其二为行政管理制度，包括汗位继承程序（需经忽里台大会推举）、官员选拔标准（优先任用“伴当”——跟随成吉思汗打天下的亲信）、赋税征收方式（草原部落实行“忽卜出儿”，即按牲畜数量分摊贡赋）等。其三为刑罚体系，其特点是“重罚轻罪”，例如“偷马者，罚偿马九匹，无则以子为质；若再犯，处死”；“通奸者，男女皆处死”；“泄露汗廷机密者，全家籍没为奴”。

值得注意的是，札撒并非封闭的法律体系，而是具有开放性。成吉思汗曾下令“凡畏兀儿、契丹等族的良法，可采入札撒”，因此部分被征服民族的习惯（如畏兀儿的文书制度、契丹的官制术语）被吸收进来。这种开放性为后来札撒与多族行政管理的融合埋下了伏笔。

（三）从草原到中原：札撒在元代的适应性调整

元朝建立后，统治重心从漠北草原南移至中原汉地，面对农耕文明的复杂社会结构，札撒不得不进行适应性调整。一方面，蒙古统治者试图保持札撒的权威性，例如元廷规定“凡蒙古人犯罪，由宗正府依札撒审理”，保留了对本民族的法律特权；另一方面，为管理占人口多数的汉族，忽必烈提出“附会汉法”的政策，将札撒与唐律、宋律中的部分条款结合，形成“蒙汉杂糅”的法律体系。

这种调整在具体条文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例如，针对汉地普遍存在的土地纠纷，元廷在保留札撒“禁止强占他人财产”原则的基础上，引入宋代“红契制度”（以官方登记的土地契约为凭证）；对于“孝道”这一汉文化核心伦理，原本札撒中并无相关规定，但元律新增“殴父母者，处死；骂父母者，杖一百七”，显然借鉴了汉法中的“十恶”条款。此外，札撒中关于“宗教宽容”的原则（成吉思汗曾下令“各教平等，不得互相诋毁”）在元代进一步发展，为多族宗教管理提供了制度依据。

三、元代多族行政管理的实践特征

（一）多元族群结构与治理需求

元代的族群结构呈现“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蒙古人作为统治民族，主要分布在漠北、京畿及各行省要地；色目人（包括畏兀儿、回回、唐兀等）因擅长商业、医药、天文，多聚集于城市和交通沿线；汉人（原金朝统治下的汉、契丹、女真等族）和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