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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事千年：从花朝节的兴衰演变解读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基因

本文引用格式：.花事千年：从花朝节的兴衰演变解读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基因［J］.艺术科技，2025，38（9）：174-176，192.

中图分类号：K892.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436（2025）09-0174-03

花朝节作为中国传统节日，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传承价值。在古代社会，花朝节通过踏青扑蝶等庆祝仪式和实践活动，表达百姓对农业生产与生命自然的敬畏和重视，并逐步积淀为以花为内核的审美趣味和文化意蕴，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之中。清末以来，工业文明的冲击使上述习俗仪式渐渐淡出大众生活，花朝节的社会参与度和大众认同感明显降低，面临“失语”威胁。近年来，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潮扭转了花朝节日渐式微的颓势。

随着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加，花朝节再次进入大众视野，北京、江苏溧阳、武汉新洲等多地依托本土资源举办花朝节。花朝节的复兴，是当代传统文化复兴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传统文化复兴的热潮席卷了包括文旅项目开发、品牌IP联名、影视节目制作、文创产品设计等多个文化创意领域。这种市场热潮为传统文化复兴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样本。分析花朝节兴衰演变历程，能够投射出传统节日在当代复兴语境下的表象与实质、传承与创新、解构与融合等诸多矛盾，为中国传统节日在现代变迁中不断创新和重塑，进而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新的思路。

1芳辰祈禳：花朝节的起源与文化生态

1.1节日滥觞：花朝节起源中的物候意象和审美意境花朝节，又名花神节，用于纪念和庆祝百花生日，史料记载可追溯至唐代武周时期。明代《山堂肆考》中记载，武则天在“花朝日”游园赏花，命宫人采花制成糕点赏赐臣下。花朝节的考证研究尚有争议，其节期有二月二日、二月十二日、二月十五日等诸多说法。例如，“翰墨记”记载：“洛阳风俗，以二月二日为花朝节。”清康熙《广群芳谱·天时谱二》引《诚斋诗话》：“东京（即今开封）二月十二日曰花朝，为扑蝶会。”[1]

花朝节在古代社会具有较高的公众参与度和社会认可度。以“二月十五说”为例，在古代社会，二月十五花朝节常常与八月十五中秋节以互文形式提及，合称“花朝月夕”，意指春日繁花竞放和夜晚月满天边的良辰美景，象征着世间令人向往的美好时光。每当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古代劳动人民以庆祝百花生日的形式告别上一个寒冷的冬日，表达对新的一年农事顺利圆满的质朴期望。

1.2节日特征：农耕文明背景下花朝节的生态伦理和文化谱系

由于经历了2000余年的封建专制和小农经济统治，中国传统节日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农业社会的衍化基础上，在节日本生态构建和节日衍生态演变过程中，主要呈现出由敬神而乐人、由乡村而城市的演变规律。花朝节的物质系统、仪式活动和核心内涵等具体方面均可以作证该观点[2]

第一，花朝节产生于农业社会，具有农耕文明的文化特质。“农本位”的经济生产方式决定了花朝节的物质系统、仪式活动和精神内核，花朝节的庆祝仪式和符号要素处处透露出劳动人民以农为本的生活观念。封建社会时期，我国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社会，生产生活活动和社会关系结构都与农业种植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是种植粮食作物还是经济作物，百姓生活生产对天气和自然的依赖性极强，百姓通过庆祝百花生日、祭拜花神祈祷来年风调雨顺、粮食丰收。从春秋时期以来的文献史料记载中可以发现，花朝节的庆祝仪式种类多样、形式丰富，包括扑蝶、挑菜“赏红”、斗草、劝农、宴饮、赋文等多姿多彩的民俗活动。这些热闹非凡的庆祝仪式和行为活动、具有农耕文明特质的文化符号，使社会主体在以农为本的生产实践中对时间和空间逐步形成新的认知和阐释，蕴含着古代劳动人民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秩序和哲学观念。

其次，花朝节具有明显的世俗性和娱乐性特质，以自上而下、自虚到实的形态呈现出来。从兴起到繁盛，花朝节的庆祝仪式表现出从严肃到娱乐、从神性到人性的特点。这种变化反映了社会进步和人们心态的转变。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多元，花朝节从严肃单一的农事活动逐步向世俗性、娱乐性转变，紧紧围绕农业社会的生活和生产活动，形成系统且丰富的节日体系[3]

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在《乡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提出了大传统和小传统的文化概念。大传统指具有显性特征的精英或主流文化传统，小传统指具有隐性表现特质的非物质性的文化形态，如传统节日、民俗技艺等[4]。大传统和小传统在参与主体、相互影响程度等方面具有本质差异，又彼此制约。花朝节符合小传统文化所指的参与主体即多数农民，而花朝节扑蝶“赏红”、劝农宴饮、赋文求爱等民俗活动可以归结为隐性表现的非物质文化形态。这种小文化传统在民族文化认同和社会文化体系构建中，往往因内隐性和潜在性能够激化出现更深层的历史传承和文化认同意义，在日积月累中对大传统文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即花朝节在世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