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谣言传播刑事责任追究.docxVIP

网络谣言传播刑事责任追究

引言

在信息高速流动的网络时代，每个人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是传播者。网络谣言如同“数字病毒”，借助社交平台、短视频、即时通讯工具等渠道，以几何级数扩散，轻则引发公众恐慌、破坏人际信任，重则扰乱社会秩序、损害国家利益。近年来，“某医院出现不明传染病”“某企业即将破产”“某明星涉重大违法”等谣言屡见不鲜，其危害已从个体权益延伸至公共安全领域。在此背景下，运用刑事法律手段追究网络谣言传播者的责任，既是维护网络空间法治秩序的必然要求，也是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本文将围绕网络谣言传播的刑事责任追究，从基本概念、法律依据、实践难点及完善路径等维度展开系统分析。

一、网络谣言传播与刑事责任的基本界定

（一）网络谣言的核心特征与社会危害

网络谣言是指通过互联网平台传播的、缺乏事实依据且可能对他人或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虚假信息。其核心特征包括：一是虚假性，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二是传播性，依赖网络技术实现快速扩散；三是危害性，可能侵害个人名誉、扰乱公共秩序或损害国家利益。与传统谣言相比，网络谣言的传播主体更分散（普通网民、自媒体账号、营销号均可成为源头）、传播速度更迅猛（一条谣言可能在数小时内覆盖百万用户）、影响范围更广泛（突破地域限制，形成全国甚至全球性传播）。

其社会危害具体表现为三个层面：个体层面，可能导致公民名誉权、隐私权受侵害，如“某女性被编造出轨信息”的谣言可能使其遭受网络暴力，甚至影响正常生活；公共层面，可能引发群体性恐慌，如“某地区将发生地震”的谣言可能导致大量群众连夜聚集避难，造成交通堵塞和公共资源浪费；国家层面，可能损害政府公信力或干扰经济秩序，如“某行业将出台严管政策”的谣言可能引发市场非理性波动，造成经济损失。

（二）刑事责任追究的法理基础与适用边界

刑事责任是最严厉的法律责任形式，其适用需以行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为前提。网络谣言传播行为被纳入刑事规制范畴，根本原因在于其可能突破民事、行政责任的惩戒力度，对社会秩序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我国《刑法》对网络谣言的规制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即只有符合《刑法》明文规定的罪名构成要件时，才能追究刑事责任。

适用边界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行为的“质”，即谣言内容需达到“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等入罪标准；二是行为的“量”，即传播行为需具有主观故意或重大过失。例如，若传播者明知信息虚假仍转发，或应当知道信息虚假（如信息明显违背常识却未核实）而放任传播，可能被认定为具有主观过错；若传播者完全基于善意且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如转发官方未辟谣的信息），则可能因缺乏主观故意而不构成犯罪。

二、网络谣言传播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与适用罪名

（一）刑事立法体系的分层规定

我国对网络谣言传播的刑事规制形成了“基础法律+司法解释”的体系。《刑法》作为核心法律，规定了具体罪名及量刑标准；司法解释则对法律适用中的模糊条款进行细化，增强可操作性。

《刑法》中与网络谣言直接相关的条文主要包括：第246条诽谤罪（针对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谣言）、第291条之一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针对扰乱社会秩序的谣言）、第293条寻衅滋事罪（针对起哄闹事、破坏社会秩序的谣言）。此外，若谣言涉及危害国家安全（如编造虚假恐怖信息），还可能触犯第105条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等罪名。

（二）具体罪名的构成要件与适用场景

诽谤罪：针对“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行为，要求满足“情节严重”的标准。根据司法解释，“情节严重”包括：同一诽谤信息被点击、浏览次数达5000次以上，或被转发次数达500次以上；造成被害人或其近亲属精神失常、自残、自杀等严重后果；二年内曾因诽谤受过行政处罚，又诽谤他人等。该罪名主要适用于针对特定自然人或法人的名誉侵害行为，如编造“某企业家涉经济犯罪”的虚假信息并广泛传播。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针对编造或明知是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简称“四情”），在信息网络或其他媒体上传播，或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而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认定需结合具体后果，如引发大规模群众聚集、交通堵塞、公共设施瘫痪，或导致政府不得不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等。例如，疫情期间编造“某小区出现大量确诊病例未上报”的谣言，导致居民哄抢物资、拒绝配合防疫，即可能构成此罪。

寻衅滋事罪：当网络谣言传播行为符合“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要件时，可适用此罪。这里的“公共场所”包括网络空间中的公共平台（如微博话题、抖音热门榜）。例如，编造“某商场发生持刀伤人事件”的谣言并在社交平台扩散，引发大量网民前往该商场围观，导致商场正常经营中断，即可能被认定为寻衅滋事。

（三）罪名竞合时的法律适用规则

实践中，同一谣言传播行为可能同时符合多个罪名的构成要件，此时需遵循“从一重罪处断”原则